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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任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成功将中国智慧手机巨头华为份额由与三星争霸，打到变第5，但这也可能是他唯一取得的成果。长期研究经贸与外交的英国学者伦莫(Andrew Rennemo)指出，川普压力迫使北京加入经贸制裁赛局，而华盛顿成为最好模仿榜样，中国恐成经贸制裁能力能与美抗衡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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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莫在美国外交杂誌《外交官》(The Diplomat)以「中国如何加入制裁赛局」(How China joined the sanctions game)为题，指出中国原本对制裁措施有著历史性厌恶，也是制裁赛局中迟到又不情愿的参赛者，因为其意识形态原本认定制裁是西方帝国主义和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自身也经常受美国和欧洲制裁。冷战後期，中国定期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反对对北韩、辛巴威、利比亚、伊朗等国制裁。

2010年後中国才开始学习制裁技能，北京至少9度对各国政府或企业採取各种经贸制裁，包括2017年因韩国朴槿惠政府同意美国部署萨德(THAAD，终端高空防禦飞弹)系统，提供用地的乐天(Lotte)集团基本上被赶出中国，韩国娱乐在中国也受非正式禁止；2019年由於休士顿火箭隊总管莫瑞(Daryl Morey)因支持香港示威，NBA转播停止，火箭隊完全消失在体育新闻或中文比赛纪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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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裁官方多半归类於法规、技术问题，或是民间自发爱国主义行为，都是可以提供合理又具有可否认性的非正式措施。但川普的攻击和大量滥用制裁措施，使得北京受创後吸取教训，成为更有意愿和能力将经济武器化的国家，用来赢得外交胜利，还有制止外部对中国企业打压。

川普无疑是让北京以更加正式能力来补充「具有中国特色制裁」的关键，工具箱也越来越齐全。另一方面，经贸和金融实力成长和美国相对衰退，也使北京更有能力发动制裁，而在制裁工具上，美国就是最好的老师。

去年北京的《出口管制法》和「不可靠实体清单」，正像极了川普对中国使用的出口管制名单、制止与美国业务往来实体清单，而且禁止关键技术出口的措施也参考了美国制裁的长臂管轄精神。伦莫认为，很难说这些新增的措施没有受到美国启发。因此拜登(Joe Biden)实际上面对一个具有新制裁能力的中国，可以说是川普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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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莫认为，北京加入制裁赛局後已经在迅速追赶美国路上，也不再排斥利用这种手段达成政治或经济目的，但是否会朝此方向发展还有变数。首先北京框架聚焦於禁止被制裁对象进入中国市场或获取关键技术，考虑到其消费市场规模和在5G专利主导地位，是有意义和作用的威吓能力，但这可能也反映中国金融实力仍然不足，因为相较於中国被预估2028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人民币占国际交易还不到2%。

在伦莫看来，华盛顿也有把美元武器化的倾向，川普制裁和威胁脱钩，以及美国无限量化宽鬆、大量发债救经济作法，都使北京感受到有降低对美元依赖必要，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是促进国际使用人民币的重要手段。

伦莫预期，北京可能不愿意使用太多制裁手段，更大目的是建立威吓效果。这最终可能使中美产生一种类似冷战时期美苏间的M.A.D(相互保证毁灭)机制，经济上旨会採取有限的限制措施。极端情况下可能迫使第三国或企业选边站，但实务上更多国家承压时似乎更倾向取得平衡不站隊，例如川普虽然成功打垮华为智慧型手机业务，但在禁用该公司5G设备的全球遊说活动中惨败，遊说的61国只有3国同意断绝与华为关系。

他总结，惩罚性外交要走得很远有困难，相互交织的经济利益仍是改变北京行为的最好机会，但是美国应该从拜登任期起做出改变，对中国寻求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相符的影响力，表示接受，而且也须要更清晰的底缐来界定哪些领域才是侵犯美国主要利益的中国行为，而不是战略混乱又相互採取大量经济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