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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進》:最近興起了一股"民國教科書"熱,那時的教科書編寫匯集了一批一流的學者,像張元濟、葉聖陶、豐子愷等,當代歷史研究的學者是否也應擔當起這方面的責任?
葛劍雄:民國的一些學者編教科書其實也是為了錢,教科書發行量大,編者是拿版稅的,所以當時寫一本學術著作可能沒有錢或很少錢,但編教科書或許能解決生活困難。我們不要把民國的學者想得那麼高尚,任何人都離不開謀生。
另外,我們的新式教育是廢科舉後確立的,當時要興辦大量新式學堂,於是對教科書的需求量猛增。當時的政府對教科書沒有統一規定,部分學者就把日本的教材改頭換面翻譯過來,到後來才有統一的"部頒教材"。我們現在往往將名人編的、好的教材看成是民國教材,其實民國教材不乏粗制濫造,也有很多糟粕。
今天我們老提"民國范兒",這種懷舊流行背後的重要原因就是對當下不滿,將一個舊時代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比現在的不好,會給人產生一個錯覺:民國就是一個天堂、一片樂土,民國的人都是君子。我覺得這樣的評價更多地反映了大家的一種情緒,一種對教條的、僵化的教材的逆反心態。
但有一點,民國的教材可以自由地編寫、自由地用,當然一些好的教材就可以湧現出來了。要真正評價民國教材,應把民國的所有教材都拿出來,然後再作分析。
另外,社會上並非所有的學者都能編教材,編教材有一定專業性,大學者也許可以給研究生寫教材,但不一定編得好中小學教材,現在能編的往往是師范院校的,因為他們有教學研究的背景。
我們可以要求大學者寫普及讀物,但未必就要編教材,這個功能應主要靠社會來完成。
我昨天還跟一位記者講,一流的學者不一定有普及的能力,如果有最好;若是沒有,也可以讓人家來替他普及。湯因比寫了《歷史研究》,簡寫本是人家替他寫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提出來後,國際上曾組織過競賽,看誰有本事用比較通俗的方式將內容介紹給公眾。教材也是這樣,不一定由一流的學者來編,但編教材的人要注意吸收一流學者最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