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

1月下旬，隨著進入白宮的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帶著一群奧巴馬（Barack Obama）時代的幕僚重返白宮，大舉廢除特朗普（Donald Trump）時代留下的政策與法令，華盛頓的風頭似乎正隨之調轉。在西方觀察家眼中，積極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HO）等機制的拜登當局或有可能與中國有望在環境保護、氣候變化、抗擊新冠疫情等議題上“攜手合作”。

從北京的角度看去，華盛頓城頭大王旗的變幻其意義終究是有限的，中美之間的大勢不因個別人物發生具體的轉移。雖然北京在外交語言中強調此前的風波是“美國當政者對中國的認知出現了嚴重偏差”，以致“把中國視為所謂最大威脅，並由此采取了完全錯誤的對華政策”，可北京早就明白到美國兩黨在”遏制中國“這一點上已存共識，其差異僅在於手段不同。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從2001年加入世貿時只及美國13%，到2021年的今天已增至超過七成，未受特朗普的貿易施壓打擊，美國對這個快速崛起的競爭對手進行打壓遏制，以繼續維護美元霸權、主導多邊規則、獲取最大經濟利益是長期目標，而中國成為美國最大挑戰的這一現實更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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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美利堅的產業基礎

自2020年初至今，美國正在面臨其國內包括新冠疫情、族群分裂、政治極化等問題，使得它在面對北京時難免會出現相當的慣性甚至滯後性。但總的來說，2018年以來的“貿易戰”已讓華盛頓不得不面對現實、接受現狀，進而繼續判研要如何處理中國作為美國挑戰者的問題。

以美國科技界元老、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蓋茨（Bill Gates）為代表的美國產業界人士認為，中美之間仍可以藉美國生產的“噴氣式發動機、娛樂產業和昂貴的芯片”而相互受益，因為華盛頓的施壓可能會“強迫中國自己制造芯片”。

蓋茨等人的憂慮可能早已變成現實。當特朗普當局試圖在短期之內通過惡化中國的貿易環境，壓制中國經濟發展，打壓中國國內和國外相關產業鏈，希望中國從高科技領域退場時，中國經濟的強韌性卻讓美國努力兩年也未能引發經濟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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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開始自己制造核心元件，而非以“造不如買”的態度應對現狀時，更是對美國有害。如果中美因地緣政治因素而建立起兩個獨立的技術體系，硅谷的利益將直接受損：此舉既會令美國公司喪失全球最大市場，也會為美國自己培養出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

在特朗普發動貿易戰並引發科技戰之後，中美之間的共同產業基礎，如半導體、微電子、發動機等開始松動，中國企業從產業鏈上游的美國企業的采購過程愈發困難，致使中國不得不補全自身產業基礎，包括集成電路、發動機、燃氣輪機、精密儀器儀表等一系列中國缺少自主智慧財產權和議價能力的技術。

此前，中國原已在進行的產業升級已使之愈發在資本和技術方面對美國造成競爭壓力，華為等企業甚至當上行業內的規則制定者，包括在5G通訊、雲計算、物聯網等領域。華為身為全球最大電信設備商，在四百多個標准組織、產業聯盟、開源社區等占有重要地位。該公司還在第三代合作伙伴計劃（3GPP）、美國工業互聯網聯盟（IIC）、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標准協會（IEEE-SA）、寬帶論壇（BBF）、歐洲電信標准（ESTI）、雲原生計算基金會（CNCF）等重要組織擔當領導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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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中國不止一個“華為”級別的企業，也不止“第五代移動通訊技術”（5G）一個具備領先地位的產業。雖然在人工智能、雲計算等領域，中國的芯片制造商仍然處於中游位置，在算法理論和開發平台領域，中國國內也缺乏經驗，發展較為緩慢。但在應用技術領域，中國的實力正逐漸比肩歐美，譬如在人臉識別算法方面，中國企業和研究機構從2018年開始，就在人臉識別算法測試（FRVT）等國際比賽中取得領先位置，中國應用技術的領導地位正在逐漸確立起來。特朗普的種種施壓更加速了此一發展。

除了技術領域的變化和調整，中國還試圖在制度上呈現領先的一面。此前，中國曾在2016年的《巴黎氣候協定》中承諾減少60%至65%的碳排放強度。到2018年3月，中國政府即宣布已完成在《哥本哈根協議》中提出的2020年減排目標。北京還開始在2020年加大太陽能、風能以及光伏發電等非化石燃料領域的投入，種種跡象顯示，中國試圖成為新能源時代的領軍者。

至此，在全球資本加速向中國流動之際，外界或許可以進一步明確一個現實，即中國就是美國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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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趨勢下的新話語

進入2020年，慣於對中國采取極限施壓的特朗普因敗選下野，美國大資本青睞的拜登當局上台，反對“中美脫鉤”，“堅定主張中美接觸”的美國政界、財經界和高新產業界人士都暫時松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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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已在此前數年裡見識過美國在產業鏈上的打壓、封殺等激烈手段的北京來說，這種人事變更的意義或許終究只在於調整“遏制中國”的方式與方法。中國對美國雖仍需要采取相對低姿態加以應對，但其挑戰者身份就像房間中的大象一樣無法隱藏。

對此，拜登已經在去年12月4日接受采訪時強調不會立即采取行動去取消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出口美國近一半產品征收25%關稅的措施，還稱要與其“亞歐盟友磋商，制定連貫的策略”。加之拜登任命素以對華強硬著稱的羅森柏格（Laura Rosenberger）進入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國和亞洲事務，華盛頓已經展示了足夠的鋒芒。

對此，環顧近期北京外交高層人士的言論和觀點，外界也能發現一些相對明晰的跡象。從去年12月開始，包括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副部長樂玉成以及國務委員楊潔篪等人都曾就中美等大國關系發表過關鍵言論，形成一些初步看法。在其中也能發現近幾年來中美關系與美國政情的折射。

2020年12月5日，樂玉成在一次智庫論壇會議上發表講話，強調中方“尊重美國的社會制度、核心利益，從不幹涉美國內政”，亦強調北京“無意挑戰美國，更談不上取代美國”，中方希望美國“尊重中國人民對自身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選擇”，“尊重14億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能指望中國永遠貧窮落後”。這是貿易戰期間美國對華極限施壓之中中國理性低姿態回應的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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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6日，中國外長王毅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的署名文章則展示了中國外交在大國關系上的總路線。在牽涉大國關系的“新型國際關系”上，王毅明確提及了“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引領中歐關系提質升級”和“推動美方對華政策回歸理性”的三大層級，當中美已經排到主要大國關系的最後列時，其意義自然不容忽視。這種優次先後的微妙變化顯出了中方對中美關系的新角度。

中美關系的精髓似乎也恰如美國政治，都建立在妥協的基礎上。而在拜登的幕僚中，希望中美妥協、各退一步的人也不在少數。譬如即將在拜登當局國安系統主理亞洲事務的美國外交耆宿坎貝爾（Kurt Campbell）就在1月14日於美國“亞洲協會”的討論會上指出，中國固然不會“改變制度”，美國亦不會“撤出亞洲”，但雙方仍有妥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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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謝淑麗（Susan Shirk）在內的很多資深專家也反對特朗普時期“反全球化”的美國經濟政策。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和基辛格（HenryKissinger）甚至即席呼吁“中美必須找到打交道的方式”。

在華府政要們看來，拜登治下的美國及其盟友此後可能需要醞釀一種“競爭與和平共存”的環境，藉此“勸說”中國相信該局面對自己有好處：如果中國同意成為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那麼美國或許會在國際分工、價值觀等問題上都容忍其成長。這種局面或許也是動輒強調自身是國際秩序“有益補充”的中國樂於主動承認的。但這種妥協終究存在一個終極隱患，即中國的發展終究無法停止，中國在工業能力和技術創新乃至制度領域都在呈現其明顯的獨立性，不過這個“挑戰美國”問題的爆發點也許就與拜登任期無關了。

[呱唧呱唧]

下周看他有何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