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

1972年8月，蕭光琰生前友人、麥吉爾大學教授林達光到訪中國，獲周恩來接見，期間向周提及蕭在文革期間的經歷；周恩來當時表示，如查明蕭光琰確實含冤，便應予以平反[9]。1972年9月9日，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黨委發表《關於蕭光琰歷史問題的審查結論》，否定文革期間對蕭光琰的“特務”指控，把這些指控定性為誣陷，又認定他回國是出於愛國行為（蕭光琰生前長期被質疑回國動機），贊揚他熱愛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肯定他生前對國家有一定貢獻[1]。1978年3月11日，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禮堂舉行蕭光琰追悼會，研究所所長致悼辭時表示：“蕭光琰同志的逝世，對化物所的科研工作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三叔]

蕭光琰祖籍中國福建福州，1920年9月15日生於日本東京[1]。他在1928年至1937年間就讀於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學（現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學），後來在1937年2月到美國留學[1]。蕭光琰入讀帕薩迪納市立學院，1938年完成高中課程，1940年以優異成績完成大一、大二課程；他在1940年進入波莫納學院化學系繼續本科學業，1942年大四畢業[1][2]。同年秋季，他成為芝加哥大學化學系研究生，攻讀博士，師從詹姆斯·弗蘭克，期間曾經擔任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和高等物理化學課程的助教，1946年3月獲得物理化學博士學位[1][2]。

博士畢業後，蕭光琰在1946年1月至1946年8月獲聘為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助理研究員，1946年9月至1947年8月期間任職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研究員，1947年8月至1950年11月期間供職於美孚石油催化基礎研究組[1]。

回國至自殺身亡
蕭光琰在美國參加了北美中國學生基督教協會等學生社團活動，社團聚會常在他家裡舉行，他從中接觸到馬列主義等哲學思想，也對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向往；加上，當時的中國留學生熱烈討論是否歸國參與新中國建設，蕭光琰也有一些熟悉的同學陸續回國，讓他也下了同樣的決心[1]。有美國移民局官員試圖挽留蕭光琰，承諾在兩三個月之內為他完成移民美國手續，但遭他拒絕[1]。蕭光琰後來以芝加哥大學文學系學生身份（而非博士身份，以免移民局阻撓）前往中國，1950年11月出發，在美國洛杉磯登上威爾遜總統號郵輪，途徑美國檀香山和菲律賓馬尼拉，同年12月下旬抵達香港，1951年3月抵達北京[1]。

來到中國後，蕭光琰被安排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工業部工作，得到理想的待遇和尊重[3]。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後，蕭光琰移居大連，任職於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現為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即“大連化物所”）[3]。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社會開始不信任從美國歸來的知識分子；隨著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開展，人們起初排斥蕭光琰，後來更質疑他回國的動機，又因為談論以前在美國的生活而被人批判為“崇洋媚外”[3]。面對人們批判，當時血氣方剛的蕭光琰大感憤怒，更曾經生氣得摔眼鏡，人們對他也就更質疑了[3]。蕭光琰受到打擊，既氣憤又焦慮，情緒波動，曾經幾天不上班來抗議，又做出把頭撞向暖氣片的自虐行為，有時還會大量服用安眠藥來尋求寧靜[3]。思想改造運動結束後，蕭光琰的生活平靜下來，而研究所的領導也就先前毫無根據的猜測向他道歉，他不計前嫌地努力恢復工作[3]。

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制研究所成立，並邀請蕭光琰到此供職；他來北京體驗了一會工作環境，最終認為大連那裡有更多基礎研究、環境更適合他，決定拒絕邀請[3]。選擇較理想工作的做法在美國很尋常，但當時的中國社會奉行堅決服從上級分配的思想，令蕭光琰再次被人質疑[3]。1957年，毛澤東發起大鳴大放運動（號召中國知識分子給共產黨提意見），蕭光琰於是向共產黨支部書記提交了一篇文章，批評人們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對自己的質疑態度；及後大鳴大放突然轉為反右運動（把先前提出意見的部分知識分子劃為右派，並予以處分），不過蕭光琰沒有被劃為右派[3]。1958年，蕭光琰供職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計劃遷到甘肅蘭州，但他要求留在科研條件較好的大連，得到研究所同意，不過這個想法又違背了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3]。

在大躍進期間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蕭光琰再次面臨批判，人們質疑他的回國動機、工作態度、生活習慣，攻擊他“苛刻”、“養尊處優”、“掛羊頭賣狗肉”、“貪婪”、“學閥”、“奸商”，四處湧現這些內容的大字報；到了新春的時候，人們在新年晚會上演出侮辱蕭光琰的活報劇，把他描繪成小丑，又嘲笑他的言行[3]。對此，蕭光琰極為憤怒，又變得沉默苦惱；他經歷長期的政治批判後逐漸失去自我，不敢再像往日般直抒己見[3][4]。後來，人們停止對科研人員的批判，而研究所領導也在1961年向蕭光琰親自道歉，他又不計前嫌地重新積極工作[4]。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蕭光琰被批判為“反革命特務”，遭受批斗和大字報攻擊，家裡被強制遷入了幾戶人家[1][3][5]。1968年10月5日，蕭光琰被工宣隊（文革時期派駐各單位的組織）抄家，並被抓進牛棚（文革時期拘禁知識分子的地方）裡面監禁，他深感絕望；為了博取“成功抓住美國特務”的功勞，工宣隊把蕭光琰指稱為特務機構成員，而人們也順應潮流來攻擊蕭光琰[3]。工宣隊鍥而不舍地不斷對他進行審訊，用上拳打腳踢、刑具鞭打的武力方法來逼供，要他不斷寫揭發自己罪行的“檢查”和“揭發材料”來達到轟動大眾的效果，又給他起了“白屎”的外號（源於“博士”方言諧音）[3]。1968年12月11日早上，蕭光琰被發現死亡，驗屍結果證明他服用巴比妥自殺身亡[3]。

學術
化學研究貢獻
石油化學
蕭光琰主要研究石油化學，當中又以研究催化劑在石油加工工序的應用為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化學研究的先河之一，也是中國石油催化裂化和固體酸催化劑研究先驅之一[2][4]。他在1957年至1965年期間共發表了29篇論文，分別刊於《科學通報》、《燃料化學學報》等期刊[1]。

蕭光琰供職於美孚石油期間參與了多項石油化學研究項目，例如催化裂化、催化重整、水煤氣合成等，合共撰寫過20多篇報告；其中，他在1949年參與了固定床鉑催化重整工業裝置的部分研究項目，這是世界上第一套同類裝置，可用於制取芳香烴，以及用作生產辛烷值較高的汽油[1]。

1950年代初，中國的石油管理部門與石油科學專家就催化重整工序的催化劑配方展開爭論，分為鉬催化劑和鉑催化劑兩個主張：鉬催化劑價格上比較便宜，不需要從外國進口，而且現有技術成熟；鉑催化劑價格昂貴，技術有欠成熟，不過催化效率和收率都較高[1][3][6]。蕭光琰根據自身經驗和參考資料，主張采用鉑催化劑[1]。這項研究起初因爭論而受阻，不過化學工程學家侯祥麟其後出於生產工藝實際要求的考慮而表示支持蕭光琰的意見，令研究項目順利按照蕭光琰提出的方案而行，得以有所進展，更成為日後中國成功開發新煉油技術的基礎[6]。

美國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研制出用於催化裂化工序的硅酸鋁催化劑，而國際上也普遍采用以硅、鋁為主要成分的催化劑，但中國尚未引進[1]。蕭光琰在1953年開始搜集中國各地的天然硅酸鋁礦物（例如高嶺土等），研究它們在石油催化裂化反應上的催化性能；研究成果在1954年發表於中國科學院液體燃料工作報告會議報告上，是中國第一篇同類的系統性研究報告，大受重視，又獲化學家張大煜上報到中國科學院請獎，往後被學術界廣泛引用[1]。此外，蕭光琰也研究不同硅鋁比的催化劑，探討它們的表面性質、酸性、活性、結焦性能，尤其研究了高鋁硅鋁（以硅和鋁為主要成分、但含鋁較多的催化劑）的活性、穩定性與制備方法；這項研究是中國學術界在此方面的先河，為後來的加氫裂化催化劑研究提供基礎[1]。

中國在1950年代的石油產量極少，只有一定產量的頁岩油，但頁岩油含有鹼性有機氮化合物，這些化合物會導致催化裂化反應所用的催化劑出現效能下降（即催化劑中毒）[1]。1955年，蕭光琰開始研究頁岩油的催化裂化工序，尤其是含氮化合物對催化劑造成的中毒作用；這是中國首個同類研究項目，對日後的催化劑研究有所助益[1][2]。

蕭光琰在1958年留意到金屬/酸性復合催化劑（金屬催化劑與固體酸催化劑組成的復合催化劑）同時有加氫、脫氫、異構化、裂化幾種化學性質，只要調節催化劑的金屬和酸性構成，就可以控制化學反應生成不同產品；為此，他系統性地研究了幾種催化劑的物理性質、化學性質，以及它們在臨氫異構化反應與加氫裂化反應的性能[1]。

1960年代，由於中蘇交惡，蘇聯停止向中國供應航空煤油，中國急需掌握透過加氫裂化反應來制取航空煤油、低凝柴油的技術，因此要研制加速加氫裂化反應的催化劑[1]。蕭光琰在1964年中期與另一名石油化學家林勵吾共同承擔這項任務，他根據過往的研究成果而提出兩點主張：一、應采用硅酸鋁為酸性催化劑載體，因為硅酸鋁有較佳的抗中毒性（抵抗催化劑中毒的性能）；二、在各款硅酸鋁載體之中，應采用高鋁硅鋁（鋁含量較高的硅酸鋁），因為高鋁硅鋁有溫和的酸性，適合選擇性生成航空煤油分子，而且它的大孔結構有利石油裡的烴類大分子進出[1]。最終，催化劑研制成功，加氫裂化裝置也在1967年投入生產；蕭光琰等人的研究工作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獎、遼寧省科技成果獎[1]。

其他化學研究
除了石油化學以外，蕭光琰也有其他化學研究成果，他的博士論文就以〈小球藻、菜葉及葉綠體的熒光與其光合作用關系〉為題，其後在芝加哥大學化學系研究水的光分解作用，又在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研究黃銅的晶體生長和重結晶[1]。

1960年代，蕭光琰從酶（生物分子）的催化作用聯想到化學催化劑，繼而想到把酶用於催化生物以外的化學反應，提出生物催化的科研方向；由於大連化物所沒有供他研究生物催化的條件，蕭光琰要求兼任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員工作，以便參與生物催化研究，但他的想法最終因條件所限而未有實現[1][3]。

文獻整理與貢獻
蕭光琰認為科研人員務必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獻資料，也應該懂得善用圖書館[3][4]。他回國前搜集、購買、整理了大量資料來帶到中國，有些是美國嚴格保密、禁止出境的化學文獻，有些是對科研有用的圖書、工具書[1][3][7]。這些資料分批送到中國，一部分由他親自帶到國內，一部分則是委托妻子或其他回國的同學幫忙[1]。例如，蕭光琰乘船回國時途徑日本橫濱，他事先與當地華僑店主串通，輪船停泊後邀請船上的友人常沙娜（日後為知名敦煌學家、藝術家）一起上岸“購物”，到店主處領取藏有美國保密文獻的禮盒，再告訴常沙娜那是聖誕禮物，讓她抱著禮盒上船，從而通過檢查[7]。

蕭光琰抵達中國後，中國石油管理總局（石油工業部前身）的領導和專家審視過他帶來的圖書和資料，認為這些文獻對中國煉油工業的發展有重大價值[1]。蕭光琰在大連物化所工作的時候經常到圖書館，發現藏書大多已經過時，於是決定把自己帶來的書籍交給館方，只收取象征性款項；由於他提供了大量文獻，館方用這些書建立了一個小型圖書館，吸引很多人前往閱讀[3]。不過，蕭光琰並非無償捐獻，不符當時“樂於無償貢獻國家”的社會風氣，因此受人非議[3]。

治學觀點、科研主張與作風
蕭光琰治學嚴肅認真，做學問時一絲不苟，對下屬要求嚴格[1][3]。在整理數據、撰寫報告的時候，他每每逐點逐項、逐字逐句檢查，一篇文章最少得修訂三遍，從不因為他人不滿而有所改變；他又認為科研必須嚴謹，強調“差之毫厘，謬以千裡”，要求實驗數據誤差范圍明確，而且實驗必須要有可重復性、因此必須做好實驗記錄[3][4]。蕭光琰的學生起初抱怨他的嚴肅態度，但後來逐漸接受、欣賞和仿效[1]。不過，這種治學態度也成為政治斗爭中攻擊他的話柄[3]。

由於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背景，蕭光琰急切地想把美國的實驗室管理系統引進自己的工作環境，又奉行美國人的工作習慣，提倡勞逸結合，嚴謹工作的同時要認真休息；這種作風引起一些同事不滿，也因為當時的社會風氣而被人們批評為“資產階級作風”[3]。此外，蕭光琰會不留情面地直指別人工作上的過失、實驗操作的不嚴格之處，直率地評論他人的工作表現，引起一些同事反感[3]。教育學生時，他注重培養學生們的思維能力，召開例行課題組會的時候老是要求每人都發言，而且總是在學生發言完畢吹毛求疵地評論一番[4]。

蕭光琰認為科學研究的前提是要掌握信息，科研人員為此要學好英文，也務必關注全球科學界的發展動向，並持續積累創新的想法[3][4]。他精於動手操作實驗，擅長吹制玻璃，能夠做出各種精密的實驗室玻璃儀器；他倡議化學和化工研究員盡可能掌握電工、金工、木工、玻璃工等技能，多加親自動手，提升做實驗的能力[3][4]。

個人生活
家庭
父母與兄妹
蕭光琰的父親名為蕭權宣，是中華民國駐日本國公使館的武官，後來曾在汪精衛政權出任部長職位[1][3]。

蕭光琰有一兄一弟兩妹。兄長名為蕭光灝，他同樣是一名學者，一直居於美國，在保密單位工作[3][8]。蕭光琰在中國遇到困境時幾度寄信給兄長，盼望跟他見面，更希望他一起來中國工作，但往往隱瞞自己的困難，而蕭光灝放不下在美國的事務，因此從來沒有答應會面；後來，蕭光灝得知文化大革命開始，料想到蕭光琰處境艱難，但那時候兩人已經無法聯系了，這令蕭光灝深感後悔[3]。蕭光琰其中一個妹妹名為蕭光珍，兩人同樣是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的成員[7]。

妻室
蕭光琰的妻子名為甄素輝，兩人在1945年結婚，婚後一直感情深厚，妻子對丈夫既熱愛又崇拜[1]。甄素輝在美國土生土長，不會說中文[1]。她的父親曾經是孫中山的秘書，後來被國民政府派駐美國從事僑民工作，曾獲孫中山送贈一只戒指；這只戒指本來是傳家之寶，但後來蕭光琰遭到抄家，戒指被負責抄家的人賣到市場，此後不知所終[3]。

甄素輝起初提出語言障礙、政治形勢兩點原因，反對丈夫回國，但蕭光琰主意已決，甚至提出獨自一人到中國、讓甄素輝留在美國；她最終讓步，陪同丈夫來到中國，在大連海運學院（大連海事大學前身）擔任英語教師[3]。在蕭光琰歷次遭到政治斗爭困擾的時候，甄素輝雖然因丈夫情緒波動而深感壓力，但她總是在旁理解和安慰[3]。兩人在1952年生下女兒蕭洛蓮（小名“洛洛”），她品學兼優，很受父親疼愛[3][7]。

文化大革命時，甄素輝在大連營城子農場接受勞動改造，蕭洛蓮則無人照顧、獨留家中[3][9]。蕭光琰自殺身故後，工宣隊把甄素輝叫到大化所通知丈夫死訊；她反應異常冷靜，要求工宣隊讓她請假兩天照料女兒，獲得批准[3]。1968年12月13日，甄素輝與蕭洛蓮一同服用巴比妥自殺，在家中床上相擁身亡[3][7][9]。

性格與愛好
蕭光琰處理人際關系時較為遲鈍、木訥，為人直率而不加掩飾情緒，不過富有人情味，頗為平易近人[1][3]。他關心同事，在同事遇上經濟困難時樂意慷慨接濟[4]。他和妻子也喜歡款待客人，經常邀請年輕人到家裡做客，吃喝談天[3]。蕭光琰的談吐時而充滿書生氣，時而幽默風趣，他曾經開過“在蒸籠裡放一個壓力計，控制壓強，就能把饅頭蒸好”、“把豆腐販子的豆腐全部買下，免得他大清早敲梆子叫賣”等等的玩笑，但這些話有時成為人們恥笑、批判的話柄[3]。

蕭光琰興趣廣泛，愛好有舞蹈、網球、音樂等，這種豐富的生活成為政治斗爭中攻擊他的話柄，被人們批評為“養尊處優”、“資產階級生活”。他熱愛打網球，每當談起打球都十分興奮，經常相約友人白介夫到居所附近的網球場打球；此外，他和妻子都很擅長跳舞，兩夫婦每到舞廳共舞，都吸引駐足觀賞。[3]

後事
殮葬
為了向蕭光琰遺屬交代，政府部門訛稱蕭光琰與妻兒死於車禍，並為他們一家三口在大連西南路附近山坡上的墓園裡建立一座墓地，不過墓內沒有骨灰；後來，這座墓園由於批地建房而要搬遷，大連化物所的三名研究人員到蕭光琰墓前拍照留念[8]。

平反歷程
蕭光琰死後被指控是“301特務集團”的中心人物，他的死亡因此觸發了“301”案，此案是株連26人的重點大案，其後被視為“工人階級占領科研部門”的樣板[3]。工宣隊把蕭光琰之死描述為“階級敵人走投無路時的選擇”、“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公布為“特大喜訊”來通報中國科學院全體成員，又把他定性為“反革命特務分子”[3]。

有說法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得悉蕭光琰之死後極為氣憤、並難過流淚，但此說只是一些文獻記載的傳聞，未得到證實[9]。蕭光琰生前友人白介夫引述有說法指，周恩來就蕭光琰之死親自過問，並追究涉事者，最終當年工宣隊的兩名成員（一名為首領，另一名為毒打蕭光琰的主犯）受到處罰[3]。

1972年8月，蕭光琰生前友人、麥吉爾大學教授林達光到訪中國，獲周恩來接見，期間向周提及蕭在文革期間的經歷；周恩來當時表示，如查明蕭光琰確實含冤，便應予以平反[9]。1972年9月9日，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黨委發表《關於蕭光琰歷史問題的審查結論》，否定文革期間對蕭光琰的“特務”指控，把這些指控定性為誣陷，又認定他回國是出於愛國行為（蕭光琰生前長期被質疑回國動機），贊揚他熱愛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肯定他生前對國家有一定貢獻[1]。1978年3月11日，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禮堂舉行蕭光琰追悼會，研究所所長致悼辭時表示：“蕭光琰同志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是一位有貢獻、有才華的科學家。蕭光琰同志的逝世，對化物所的科研工作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三叔]

蕭光琰（1920年9月15日－1968年12月11日），有記載為肖光琰、肖光炎，是中國石油化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催化劑在石油加工工序的應用。他祖籍中國，生於日本，青年時期移居美國學習、工作，後來因向往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1951年回國效力。來到中國後，蕭光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化學研究的先驅之一，研究了多種用於加氫裂化、臨氫異構化等石油加工工序的催化劑。他在連串政治運動當中幾次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殺身亡，隨後其妻攜女自殺身亡

[西出陽關無故人]

這種人數不勝數

[Slowbro]

同志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

[搖曳]

蕭光琰同志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

[grinder]

這種韭菜也割不完

[三叔]

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

－－作者：白介夫

我走過了八十多個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漸漸淡忘。對有些人與事的記憶，卻是越久遠越清晰。我想告訴人們，告訴下一代，中國一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歷史，中國科學界一個不應被遺忘的科學家－－蕭光琰。

“外行”領導“內行”

1937年盧溝橋事變，我剛好從師范畢業，便跑到西安，想考進國民黨辦的炮兵學校，又能掙錢，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兩塊大洋的報名費，這時想起學校裡曹孟樸老師告訴我們共產黨也抗日救國，於是我就轉身去了延安。這個偶然選擇，決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時我才十幾歲，此後一直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從沒有懷疑過黨的政策，沒有懷疑過毛主席。在抗日和土改的隊伍裡，解放後在政府機關裡，我都算是個小知識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領導“內行”的呼聲中，我被從遼寧省委高教處調到科學院大連石油研究所（後改名為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簡稱“大化所”）任黨委書記，同時兼副所長。這對我來講，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在一大群學富五車的高級知識分子的包圍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嗎？”雖然當時只有三十六歲，是以天下為己任，又無所畏懼的年齡，可這種落差還是使我覺得自己很難勝任這個工作。

我沒有專業知識，但是有常識。知道要搞好一個研究所，關鍵就是學術帶頭人。張大煜當時擔任所長，主管科研，我覺得張大煜是一個很好的學術帶頭人，從心裡尊重他，明確業務上的事情由張大煜來管，我只是盡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決一些思想問題和人事糾紛。我給自己的這種定位雖然部分偏離了黨要領導一切的航向，卻大大縮小了我和科技人員的距離。

那時候黨政人員也常常參加一些決定學術方向的討論會。例如搞哪種類型的催化劑，怎樣尋找新的燃料？由於一些“外行”在場，科學家們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語言解釋他們的工作，當然從我們的表情也能判斷“外行們”的理解水平。這種尷尬的局面讓我很不舒服，試圖改變。

我能不能也學學化學？那時候我不知道有個門捷列夫發現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麼是有機化學，什麼是無機化學。我找了研究員樓南權來給我補化學課。樓南權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想想那時候他花那麼多時間給一個小學生補課，也真是“ 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為我掃化學盲。我很難理解金剛鑽和煤炭是由同種元素組成，而碳，氫，氧這三個基本元素，既可以組成糖、面粉、木頭，也可以形成油。這些不懂讓我感到自然科學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學得越認真、吃力，就越佩服這些科技人員，也由此知道了自己這輩子甚至連化學的皮毛都搞不清楚。這種學習有限地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學的常識，卻讓我常常想到，一個人能忘我地、充滿興趣地在顯微鏡下，在枯燥難解的數字間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見、想不到的真理，不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獻身精神。所以那些無論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論沒有讓我覺得丟面子，倒是讓我知道培養一個專業人才真不容易，我對科學家們肅然起敬，很希望盡己所能，為他們創造安定的工作環境。
　　
我對科學家十分尊重的態度使我和他們建立了很好的關系，那時候的人沒有什麼強烈的物質願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識分子朋友，蕭光琰是其中之一。我們年齡相仿，經歷完全不同。

蕭光琰的過去

蕭光琰1920年生於日本，後移居美國，讀完大學，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化學博士學位。

五十多年前美國處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下，圍追堵截共產主義思想。知識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所以越是壓制，越有很多年輕人偏偏向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產主義。美國不希望自己培養的技術人才為新中國服務，據說移民局官員常常坐到博士生畢業典禮的現場，動員你留下。

蕭光琰當時在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單鉑催化重整裝置，應用這種裝置可生產芳烴和高辛烷值汽油。蕭光琰參與此工作，掌握了一些當時很先進的技術知識，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時候。建國初期，中國政府廣招人才。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協會”，動員留美人才回國參加建設。“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精神振奮，意氣風發，斗志昂揚”。這種形勢下，很多中國留學生，心急如火地想回國報效。熱情浪漫的蕭光琰想到為新中國服務。

那時候蕭光琰剛剛與甄素輝結婚。蕭光琰曾和我說他父親是汪精衛政府的一個部長，甄素輝的父親給孫中山當過秘書。兩人結婚後感情非常好，問題是甄素輝並沒有回中國的打算。

蕭光琰曾和夫人對此有過很多爭論。甄素輝說：我連中文也不會講，回中國幹什麼呢？現在是共產黨當政，我們沒有為共產黨做過貢獻，誰歡迎我們回去？蕭光琰認為自己並不參與政治，能把美國最先進的技術帶回國，就是貢獻。至於在中國工作能否如願，生活能否習慣，各種愛好如何滿足，他沒有細想。決心已定，誰也改變不了。

蕭光琰說，如果你實在不想回中國，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說“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蕭光琰和甄素輝大概就是這種關系吧。在我的記憶中，甄素輝對蕭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輝讓步了。

1950年12月，這對夫婦滿懷年輕人的激情，帶著對中國的石油發展事業有用的資料和大批圖書，回到了沒有朋友，沒有親人的祖國。

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們看到巨大的毛澤東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正中間，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標語口號到處都是。美國是個強調個體和尊重個體的社會，各持各的觀點，中國則是強調集體觀念，全民一致，努力表達對共產黨，對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拜。對貧窮，對落後，他還有些思想准備，而這種政治氣氛，對蕭光琰來說有些生疏，有些隔膜，感到要盡快適應這個他了解甚少的社會。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時叫燃料部）。當時石油部還沒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礎的地方代培。蕭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暫的停留，就到了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現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鑒定了他帶回來的資料，認為對發展當時中國還很落後的石油工業有重大價值，他甚感欣慰。

當蕭光琰和甄素輝翻開了在中國生活的第一頁時，發現他們面對著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

蕭光琰離開學校不久，還很留戀大學的文化生活，剛回國各方面的條件都不是太好。在優越的環境中長大的他，覺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樂、繪畫、體育活動，豈不太枯燥了！甄素輝花了很多時間布置他們的小家，想買幅裝飾畫掛在牆上，可到處都在賣領袖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麼能掛在家裡呢，美國沒人把總統作為裝飾掛在家裡。

作為一個技術人員，蕭光琰在中國受到在美國不曾有過的重視，生活待遇也相當不錯。他曾對我說：在美國他是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有工作的時候生活會非常好，房子、汽車隨之而來，如果失業，馬上會一無所有。在中國生活比較穩定，還可以參與一些技術決策。

當時對石油煉制采用什麼催化劑有很多爭論，有人主張用鉬做催化劑，鉬要比鉑便宜，不用進口。從最終效果看，鉑雖然貴，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後還是按著蕭光琰的方案，采用了鉑重整技術。北京石油煉制所成立後，接著進行鉑重整中間放大試驗，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這個技術建成了大型的工業生產裝置，成為當時工業戰線上“五朵金花”的新技術之一。我國的石油工業發展到今天，不應該忘記蕭光琰的巨大貢獻。

就在他剛剛回國九個月，認為自己會大有作為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1951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針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培養的高級知識分子，批判他們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很多知識分子起到了社會良心的作用，很有聲望。為了奪取政權，共產黨注意保護和爭取人才，在黨的周圍團結了一大批各類優秀的知識分子。奪取政權以後，他們有比較優厚的生活待遇，以便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但是不能讓思想自由、愛提異議的知識分子翹尾巴，仗著自己懂點兒業務，就忽視黨的領導。結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識精英，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站出來“脫褲子割尾巴”，當著全國人民的面集體自辱。對這一點，很多知識分子都沒有思想准備，蕭光琰剛剛回國九個月，對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打擊

那時抗美援朝已經開始，人們懷疑從美國回來的人成為很自然的事。運動初期，蕭光琰隱約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說話，無言中拒他於千裡之外。運動深入以後，有人開始在會上質疑他回國的動機。人們當時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國生活條件那麼好，為什麼選擇回中國？”他平時偶爾談到自己在美國的工作或者生活情況，被當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當時蕭光琰剛三十出頭，從小學到取得博士學位，血氣方剛，沒有韌性。有人記得有一次在會上，他聽著根本聽不懂的批判內容，面對著他根本無法理解的革命群眾，產生了難以忍耐的憤怒，氣得把眼鏡都摔了，他這種對抗運動的態度，也讓群眾對他更有看法。他認為很多批判實在太無理，盼望有人出來澄清事實，可是沒有。當時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表達對黨、對毛主席的熱愛。蕭光琰想這也許是下面的人臆想出來的不實之詞。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據理力爭，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講清楚，於是人們經常看到他給領導寫信，凡事都要求“有個說法”。他自己說話有理有據，也要求別人有科學態度。

當時的領導碰到這種情況經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確回答，也無法明確回答。運動是他們領導的，他們的責任是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當然向蕭光琰沒辦法解釋。

得不到“說法”，蕭光琰無法忍受。在美國，得不到回應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罷工或換地方。換工作不容易，於是他就自行“罷工”。有時候好幾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鬧情緒。那時候，人們對美國回來的博士還是兩重態度，既覺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沒人管他，這又引起周圍一些人對他更大的不滿。

回國時他充滿幻想，忽然間一切都破滅了。剛剛三十多歲，下半生就要在這種懷疑中度過。在這種氣氛下，科研工作還能出任何成果嗎？甄素輝能受得了嗎？他變得憂心忡忡，焦躁不安，徹夜難眠。後來的運動中，沒人阻止對蕭光琰無中生有的批判和懷疑，而這種批判又讓他沒有任何退路。自己這樣千辛萬苦回到中國，得到的竟然是懷疑，這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

蕭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態，腦子也閃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書放在那裡，看不進去。有人看到他經常呆坐的樣子，就說：蕭先生這樣下去，可能會自殺。他有科研能力，但現實不要他出力；他有頭腦，但必須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讓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眾口味。

有人說那時他曾有過自虐的行為，用自己的頭撞暖氣片，他用這樣的方法懲罰自己，發泄自己極端抑郁的憤怒。為了安靜下來，有時他吃很多安眠藥。他情緒的波動，給甄素輝很大的壓力。可她是一個極其賢惠的夫人，不管蕭光琰怎樣，她都理解。這對夫妻，回國以後真是相濡以沫。

運動過去，生活恢復了平靜。一道深深的傷痕已經在這對夫婦心中留下。本來就沒什麼朋友，此時變得更加身孤影單，實驗室裡，蕭光琰也更少言寡語了。

運動過去以後，所裡的領導認識到思想改造運動對蕭光琰的猜測是毫無根據的，使他受傷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當時還專門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蕭光琰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馬上不計前嫌，重振情緒，又開始努力工作。不久，他們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機，女兒出生了，給她起名叫蕭洛蓮，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制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連代培了幾年的蕭光琰到北京工作。蕭光琰感到很矛盾，他雖然在大連受到傷害，但仍然熱愛那裡。後來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想體會一下那裡的工作環境，最後覺得還是大連石油所搞基礎科研比較多，更適合他，就決定留在大連。在美國，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沒有的事了，如果有兩個地方都要你，當然要反復進行比較。可當時人們要達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安，放到天安門城樓上不驕傲，放到廁所裡不悲觀。”大家都在表示堅決服從分配，即使不服從也都找個說得出口的理由。蕭光琰的做法顯得很個別，他的猶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個人主義。而他自己則渾然不知周圍人對他的看法，他認為選擇到哪裡工作，完全是個人行為，自己有選擇的權利。

幾經周折，他的人事關系正式轉到大化所。

我和蕭光琰成為朋友

大概蕭光琰看到我不愛喊大口號，比較有人情味，認定我會成為他的朋友。看到我聽學術討論時滿頭霧水的樣子，他沒有瞧不起，反而主動用一些通俗語言給我講解，讓我了解什麼是催化劑，為什麼在各種化學反應中它那麼重要。

我們比較熟悉了以後，蕭光琰問我是否會打網球。我說我連網球拍子都沒有摸過。蕭光琰酷愛打網球，說起打網球都興奮得很，他立刻鼓動我學網球。他說你一定會上癮，我可以教你。我那時年輕，活躍，這既是消遣娛樂，又是一個和科學家交往的機會，就一口答應了。

受他感染，我也愛上了網球。網球場上龍騰虎躍，沒有煩惱，沒有偽飾造作，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只有輸贏。出一身汗，頭腦特別清楚。當時大連市正好有個得天獨厚的網球場，離蕭光琰家非常近，我們便經常相約周末打網球。網球這個媒介，促進了我們兩個人及兩家人的頻繁來往。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無拘無束，熱愛生活。

應接不暇的新運動

1957年毛主席發表了“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文章，大鳴大放開始了。人們開始給各級領導提意見。

蕭光琰已經有了思想改造運動的教訓，言行越來越謹慎。但是當他讀了毛主席的文章，還是覺得大大地給自己增長了底氣，把這篇文章拿去給支部書記看，要證明一下過去人們對他的態度是不對的，沒按毛主席說的辦，沒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忽然間形勢大變，《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研究所相鄰的大連工學院（如今的大連理工大學）和大連海運學院等高等院校，頻頻向市委報捷，今天抓出幾個右派，明天抓出幾個右派，唯獨我們所無聲無息。我覺得研究人員提幾條意見，根本不是什麼惡意攻擊，更沒有要推翻共產黨，怎麼會是右派呢？周圍的好心人不斷警告我要趕緊跟上形勢，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藥味。逼人的形勢讓我感到再不開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無奈之中，我召集黨委會，討論抓右派的問題。那時我到所裡剛剛幾個月，什麼情況都不了解，經過幾次黨委會討論，就決定了右派名單，有研究員彭紹逸等，我知道他們是被冤枉的，這是我一生做過的最大的違心事。以後在形勢允許時，我盡自己所能盡快幫他們摘掉右派帽子，誠懇地向他們道歉。

右派的名單中沒有蕭光琰，他暗自慶幸自己沒亂說話。當時抓右派是殺雞給猴看，以一儆百。結果它也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大躍進開始了

到處都是“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的口號。當時我家院子和大連工學院化工樓的後院相通。大學生們用耐火磚在院子裡蓋了個小高爐，所謂的小高爐比農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連把鐵化掉都不可能，更別說煉制成什麼有用的東西了。

蕭光琰來我家，看著前院的小高爐就問我：煉鐵、煉鋼不是工廠的事嗎？要有專業知識，要有預算，要建廠，煉鋼的溫度很高，要有特殊設備，怎麼能挖個坑就搞全民煉鋼？還說：有一天回家，他發現院子門上的門閂沒有了，進了家門問保姆，門閂怎麼沒有了？保姆說，來了一群學生，要找鐵鍋、鐵鏟子去煉鐵，保姆說鍋還要用來做飯呢，學生們就把門閂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買了新枕頭套，他累了一天，想放松一下，剛要躺下，一看枕頭套上印著醒目的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他說：這是枕頭啊，是讓人休息睡覺的，要是躺在枕頭上都要鼓足幹勁，那人也太緊張了！能不失眠嗎？我聽了也樂了，覺得往枕頭上印口號固然可笑，可蕭光琰也太認真了，你視而不見不就行了。

很快，大躍進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學界。原來計劃三年完成的任務，現在開始用一年、三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來完成。於是接二連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鑼打鼓，連夜到黨委報喜。不過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斷不出什麼屬於真正的“科研成果”，可憑常識就知道三天兩頭出成果是違反科學規律的，又不能說你們讓專家評論評論是不是成果再來報喜。多年“革命經驗”告訴我，要維護黨的政策，不能打擊群眾熱情，那樣就會犯政治錯誤。

不能直截了當地阻止，無形中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群眾爭先恐後地報喜。有一個蘇聯專家找到我說：“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們要把中國的科學事業引向何處去。”

蕭光琰忍不住對我說：科研工作怎麼能這麼個搞法？這簡直是兒戲嘛，什麼叫成果？合成一個化合物的中間體也是成果？科研怎麼可能三天兩頭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要在一個題目上長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運動以後，做事情根據政治需要，不講科學成了我們的特點。有人是真不懂科學，有人懂，卻不敢講反面意見。每場運動，都有一些知識分子緊跟形勢，推波助瀾。好多著名科學家出來論證，為什麼畝產可以萬斤，為什麼要消滅麻雀，為什麼在毛筆帽上刻個洞，接上自來水，就發出能洗碗的自制超聲波。組織上要掌握每個人說過什麼，想過什麼，行為如何，是否忠於共產黨。每個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遷，都賴於這種評價，於是千人一腔，萬人一面，趨炎附勢成為潮流。

在中國生長的人，順應潮流比較容易，可對蕭光琰來講真是很困難！他常常找我講他的不理解。不過蕭光琰還是在努力跟上形勢。他帶著石油所的年輕人，到大連石油七廠，找到當時的總工程師張遷芳，了解工廠對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論意義又有使用價值的題目。

與眾不同

在那樣一個大講艱苦樸素的年代，蕭光琰總是衣冠整潔，頭發吹得一絲不亂，戴著金絲眼鏡，英氣煥發。這使他與眾不同。他把美國的工作習慣也搬到中國，工作時要高效嚴謹，但不認為每天八小時都要高度緊張，必須勞逸結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煙，躲到哪裡待一會兒，暗自偷點兒懶，而是認真地訂出咖啡休息時間，飲茶休息時間。他覺得這是為了養精蓄銳，或在輕松的環境裡進行業務交流。可當時的中國，蕭光琰的這些做法被認為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作風，讓很多人看不慣。

蕭光琰那時生活水准遠遠高於一般人。他夫婦倆待人真誠熱情，家裡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當時對大多數人來講能吃上水果已經是很奢侈了，蕭光琰不僅經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習慣，有時還用酒精擦水果的皮進行消毒。這些事一經傳開，群眾中再加以渲染、誇張，就成了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那時所裡偏重應用科學。蕭光琰覺得有些題目水平不高，便說有些題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測試工作。他對別人工作這種過於直率的評價，也讓一些科技人員感到不舒服。蕭光琰說話有時充滿書生氣，有時非常幽默。在那個火藥味很濃，大家都認真背口號的年代裡，他常常被人誤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饅頭，他就當成個科學問題來分析：有兩個因素決定饅頭是否能發好，一是溫度，二是壓力。都是用開水蒸饅頭，可能溫度沒問題，那問題就出在壓力上。於是他的解決辦法是：在籠屜裡放一個壓力表，控制好壓力，饅頭肯定能蒸好。這其實是一個書生的玩笑，他從來也沒讓阿姨真在蒸籠裡放壓力表。但他說的這些話變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時都是半夜做豆腐，為了新鮮，一大清早賣豆腐的就開始敲梆子叫賣。蕭光琰習慣晚上看書，常常睡得很晚，又經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聲吵醒，很懊惱，就開玩笑說，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買下來，這樣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這種方法表示對大清早叫賣的不滿，他絕對不可能真去買豆腐，可話一傳出來，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蕭光琰喜歡跳舞。他大概覺得我這個年輕的“老幹部”太土了，就不僅教我打網球，還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說：你應該好好學跳舞，跳舞時既可以聽到優美的音樂，又可以活動身體。我那時很活躍，他一提到學跳舞，我也感興趣。那時到周末，大連市的一些黨政領導幹部、民主人士都會集中在中蘇友誼賓館，那裡可以看電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禮堂裡還有文藝節目。

蕭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對絕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廳，當他們夫婦一下場跳，很多人就會停下來看。那時候不管幹部當中，還是歸國知識分子中都有一些很會跳舞的，但是像蕭光琰夫婦跳得這麼好的卻很少。據說當時高層的幹部裡跳舞已經很風行，但在中層幹部中還剛剛開始。好多人都在追求著新的生活方式。蕭光琰看到我躍躍欲試的樣子，就說：你可以和我夫人學跳舞，沒關系，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為男女的步伐不同。

蕭光琰還說：你見面時或者告別時可以吻她，或者擁抱她。現在見多了，知道那不過是西方的禮節，可當時我認為很不可思議，從心裡知道他和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過是增加了人們茶余飯後的談話內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國規范的實驗室管理方法引入自己的實驗室，則直接影響到他和周圍一些科技人員的關系。他對下面的科技人員要求十分嚴格。

他曾說：有人做反應，連溫度都不記錄，這種試驗將來不要說別人，就是自己都重復不了。如果不能把實驗記錄寫好，就根本不要浪費這時間和試劑！失敗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復不了，這不是完全在作無用功嗎？

他要求任何試驗必須有可重復性，有明確的誤差范圍。有個人處理試驗結果時，在不同的坐標系裡把一個數據的位置畫錯了，蕭光琰馬上發現，並立即指出，不講情面。他說科研工作一定要嚴謹，有時很小的錯誤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他和我說，有些人做實驗像炒菜一樣，大概地加點酸加點鹼，沒有嚴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實驗室建立了很多“清規戒律”，常常在給每個人挑毛病。這個瓶子要用蒸餾水沖洗，那個反應加試劑後要充分攪拌。結果組裡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緊張，因為他幾乎是永遠能發現操作不嚴格的問題。中國人講情面，他的做法讓很多人不適應。

蕭光琰打算回中國時，曾在美國收集了很多他認為有用的工具書。他一直認為一個好的科技人員就是會利用圖書館的人。他經常去所裡的圖書館，發現圖書館裡的書雖然不少，但多已過時，而他帶回來的書相對講更新更有價值，所以他決定把這些書交給圖書館，也可以讓更多的人享用到這些前沿知識。圖書館的人很高興，就說你把書拿來吧，我們會折價給你一些錢。這完全是客氣話，人家並沒有認為接受圖書還要給錢，當時有“中國特色”的表現應該是毅然決然地拒絕收錢，並表示貢獻給國家是最大的快樂。可他徑直說：你們看著辦吧，象征性地給點就行。美國書非常貴，他當之無愧地接受了他認為是象征性的回報。

因為蕭光琰捐獻的書和資料很多，結果用他捐的書又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人們可以更經常、更容易地去翻閱那些圖書資料，看到那麼多人去翻閱他帶來的書，蕭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別人對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蕭光琰所在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要遷到蘭州，那裡的條件當然遠不如大連。蕭光琰根本不認為要“哪裡艱苦哪安家”，而是“哪裡科研條件好，哪裡能搞我的催化劑，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連。所裡研究以後同意蕭光琰留在大連。別人認為這是對他的照顧，他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

有些科學家比較容易被公眾接受，被社會認同。也有好多科學家有些特定的素質和癖好，他們對化學結構的識別迅速、敏銳，但對人事關系卻遲鈍、木訥。蕭光琰屬於後者。他拒絕所有的空話和大話，也不想和不喜歡的人一起假笑。搞政治越中庸越好，越能符合大多數人的想法越好，可搞科學是越能標新立異，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很多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是科學怪人。

當時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也在我們大化所。有人回憶：“與陳景潤同住在一個房間的轉業幹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煙抽。這件事把陳景潤嚇壞了，第二天他馬上向團總支書記劉宗海匯報，並指出怎麼可以不經本人同意，隨便拿別人的香煙抽呢？這是一種不道德和偷竊行為，請求組織上對此事嚴肅處理。”可以想象，陳景潤是不善於和人打交道的。問題是一個社會不能只讓中規中矩的人發揮作用，社會和大眾越寬容，越有包容性，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長的優秀人才，包括科學家。

再受傷害

反右斗爭、大躍進之後，新的一輪政治運動又開始了。叫“拔白旗，插紅旗”。

反右斗爭中蕭光琰沒被打成右派，這次運動中他成了靶子，因為他從沒被信任過的回國動機，因為他嚴肅的工作態度，因為他無法改變的“資產階級”生活習慣。他這些有懈可擊的特點給每一個熱愛黨的人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

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他學閥作風，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關系，要求苛刻，經常訓斥助理人員；批判他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愛跳舞，喜歡音樂，醉心於貴族運動－－網球。有的大字報寫：你拿著高額工資，幾年來沒有任何成果，你執行的是掛羊頭賣狗肉、唯有理論高的白旗路線。他接受捐書的錢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集中體現，很多人認為他是小氣鬼，說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貪婪，甚至說他是奸商。

蕭光琰氣壞了，他找到我說：我哪裡知道中國的規矩，不是等價，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征性的收點錢，怎麼就成了奸商？在美國好朋友之間，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飯，都經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國人賣破爛不是也收錢嗎？怎麼我給圖書館真正有價值的書都不可以收錢？你想我在美國買了書，運到中國，送到圖書館，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這完全是象征性的收錢，比我真正應該得的少多了。再說，當時我也沒說要錢，我怎麼知道他們一方面要給我錢，一方面希望我說不要錢呢？他們覺得我不該拿錢就不要問我。要給我錢，我同意了，怎麼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於情於理都不通啊。

我很理解蕭光琰的心情，只能勸慰他想開些。我已經忘了和他具體的講些什麼，現在想來一定是些十分蒼白無力的話。因為群眾也沒什麼不對的，按當時黨的教育，從來沒有讓不同思想行為的人互相寬容。

蕭光琰迎來了新的一年。新年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活報劇，使用侮辱性語言和動作，把蕭光琰搞成小丑模樣，把他說過的一些話，做過的一些事兒誇大並加以嘲笑。這種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難以承受的。他忍無可忍地說：我這樣的人，如果人格被傷了，改造就慢了。可人們認為對資產階級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動。

他有一個幸福的家

雖然各種運動不停，我和蕭光琰仍然一起打球，兩家仍然經常來往。各種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來越無所適從，剛回國時的熱情和自信漸漸消退。他和我講他的委屈，有時甚至流下眼淚。可貴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劑，不厭其煩地給我講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讓我共享他對催化劑開發和應用的設想。我從心裡理解和同情他，可我只能謹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護他。

真正給蕭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氣的是他的家。他有一個和睦家庭。他自己愛好廣泛，對夫人非常體貼。夫人甄素輝不僅長得漂亮，而且氣質高雅，文靜寬厚。他們的女兒小洛洛胖乎乎的，一頭卷發，聰明天真，又極有教養。那時候蕭光琰到我家，每次來都帶著他的夫人和寶貝女兒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幾歲，他們在一起總是玩兒得很高興。

他的夫人當時天天擠公共汽車到大連海運學院去教英文，可是她從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隨遇而安的態度。在我家裡，我和蕭光琰談話時，他夫人從來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問甄素輝，她總是就事論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從不多說。她非常愛丈夫，坦然地接受著現實。回國十年了，蕭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遠遠超過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都靜靜地讓他傾吐，然後用女人的柔順和堅韌來安慰解脫。

她對蕭光琰照顧得無微不至。當天氣驟然變冷時，她會變出一件毛衣，而蕭光琰就像聽話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覺得他們之間非常和諧溫馨。蕭光琰對夫人的關愛無處不在。他會先走一步去給夫人開門，進了門如果夫人要脫外衣，他馬上從後面把衣服拿好，出門前他會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撐開，幫夫人穿上。有西方“婦女先行”的君子風度。他和夫人說話也非常客氣，從來沒有中國男人對待“屋裡的”那種命令式。我看到這些，覺得很新鮮，也很欣賞。

蕭光琰和洛洛討論功課，做游戲。洛洛很爭氣，從上學就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那時候我家裡養了一盆君子蘭，正值盛開之際，洛洛的可愛激起了我的藝術靈感。我叫她坐在君子蘭前面，要給她照相。蕭光琰竟然認真地問六七歲的女兒，你說坐在花的旁邊好還是坐在花的後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邊，眼睛看著花，我給她照了一張我自己很滿意的藝術照，可惜在動亂中丟失了。前幾天，女兒打電話高興地說，無意中，她發現了一張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個小孩與洛洛的合影。洛洛舉著小手，樂呵呵地招呼人。

有了這個給蕭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勢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不僅永遠注重自己的儀表，家裡也布置得極具藝術感。當外界的壓力越來越大時，蕭光琰所有的歡樂越來越寄托在自己溫暖的小家裡，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觸過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父親。他說有這麼可愛的女兒，有這麼漂亮溫順的妻子，還圖什麼呢？

兩極對話

我和蕭光琰的經歷、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觀點也不同，進行的常常是兩極對話。其實這些不同，開闊了我的眼界，向他學了很多東西。

他常說：工作和娛樂之間要有個平衡，只會工作，不講究一點娛樂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遺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對別人批判他愛打球、愛跳舞大惑不解，他問我人如果不會休息和娛樂，工作有什麼意義呢？工作不就是為了人們更好的休息和娛樂嗎？

那個年代，很多科技人員都想入團、入黨，一些研究人員非常注意搞好群眾關系，爭著做收拾衛生、打熱水之類的事，群眾的反映不錯。可蕭光琰不僅從來不做掃地清潔這些事，還說這應該是清潔工的事。

我對他說：為了給自己創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你得入鄉隨俗，隨大流，不能輕易得罪周圍的人，對下屬的科技人員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為了工作上的事發脾氣。脾氣倔強的人常常質地脆弱，願望達不到還毀了自己。要有點兒遇水則柔，遇鐵則鋼的韌性。有人覺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後做事就注意點群眾影響，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幫助清理衛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會很奇怪地問：為什麼？

蕭光琰的動手能力很強，為了試驗，他能自己吹出各種試驗用的精密玻璃儀器，還經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說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資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讓我總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幹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費嗎？人是有分工的。

雖然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不少物質上的照顧，可這些並不能改變一個有責任心的優秀知識分子心靈中的某些遺憾，他一直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方法應該改變，最近看到有文章提到他曾寫信給妹妹說：“我曾經為黨對領導科學缺乏經驗而造成的一些缺點和損失而痛惜過，但是，我相信黨的領導會從經驗中逐漸懂得領導科學工作的規律。缺點是暫時的。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就是盡力幫助黨了解科學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到他的一片真誠。我想他當時與我的很多談話，是希望我這個難得的知己能沖破思想束縛，更好地理解科研工作規律。

中國文化叫人隱諱的保護自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結”，“好漢不吃眼前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道理卻很難讓從小生長在美國的蕭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觀念，對我來講也很生疏，很難解，有些我也是經過很長時間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強烈的政治氛圍中，蕭光琰已經逐漸失去了自我，他也認為自己應該接受改造了。那麼多人都說黨是對的，在這巨大的多數面前，他感到必須懷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覺得，怎麼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樣，讓一個人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如果沒有能獨立思考的個人，社會能發展嗎？科學家即使已經盡量感受和運用自由的力量，思維也還是在種種習慣的束縛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種框框，必須往東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嗎？

“拔白旗”運動更拉開了他和周圍人的距離。他不再輕易發表不同意見，改變了剛回國時，一有想不通的問題，就要打報告，要說清楚的態度。

現在想來，他經常對我訴說他對現實的不解和無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從我這裡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為一個基層領導，我已經習慣了和黨步調一致，對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讓環境盡量減少對他的傷害，讓他學會保護自己。可我們的私人友情無法改變大環境。我在承擔一個基層領導的責任，要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從不敢和他說得太深。這種有所保留的交往雖然溫熱過他因不斷的運動而灰冷的心，但卻無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無法改變他的命運。有些時候，理解一個人就是創造一個人，可惜在那個時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錯誤，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說得對，也不敢給予大膽支持，潛意識當中，也在適應環境保護自己。所以直到現在，作為一個被蕭光琰真誠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被停職反省

即使我很謹慎，也沒保住自己，更沒保護好很多需要保護的知識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黨內被批判的對象。因為我的很多想法與那個時代不一致，同時也有很多非常個人化的因素。

大躍進運動之後，從輕工業部調來了大連市委新書記。他的夫人原來是國家石油局的副局長，調到石油研究所任黨委副書記。我那時老是覺得自己水平不夠，心想從石油局來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來石油所，我就主動提出讓她擔任黨委書記，我擔任黨委副書記。科學院黨委經過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書記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獨得天下真理的樣子去教訓別人。知識分子不太吃這一套，所裡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匯報，而老是來找我談。群眾對她的不滿，在她那裡就轉化成對我的不滿。她給我的工作設置障礙，甚至不讓我到北京去參加我應該出席的科學院的會議。

開始我還是很想遷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觀點不一致，我對知識分子的愛護被認為立場站在“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一邊。她是一個堅定的左派。

我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市委只好派統戰部的人來調查。統戰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會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異口同聲，認為責任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為我說話。她繼續呆在石油所已經毫無意義，只好把她調走。我又恢復了正書記的職務。後來她連續換了幾次工作，都搞不好關系。我那時還不知道，她的走，其實已經為我自己種下了未來挨整的種子。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批判以後，黨內開始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我成了在劫難逃的被批判對象。大躍進之後，市場物品緊缺，貨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場買不到菜，回家說：外面到處是標語，搞除四害，搞六無六淨（已經不記得其定義），搞什麼六無六淨，大連市場的貨架子上才是六無六淨，什麼都沒有。我覺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就在黨內的會上說了。

綜觀我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斗爭不力，妥協退讓，加上“六無六淨”的“右傾言論”，市委領導就把我定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連市委讓我停職反省，每天在家寫檢查。當時整我的勢頭很大，我心裡清楚這裡的內在起因：得罪了市委書記夫人。雖然心中無愧，失去工作，停職在家寫檢查，也還是有很大精神壓力。

在自己對黨的事業充滿熱情的不惑之年，無端挨整，使我對於“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態滋味，對蕭光琰和其他在運動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渦裡，人們對自己的命運是何等地無能為力！表面上每個人的批判都是從革命事業，黨的利益出發，其實政治清算背後，摻雜了數不清的個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裝扮得大公無私來悄悄地獲得私利。

我被停職這段時間裡，沒再去打網球，和蕭光琰在一段時間裡就沒有了多少聯系。

又見光明

當我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報到省委以後，省裡派人下來調查，發現實在是沒有什麼事實，下面的人都替我說話，所以就決定不給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大約在家裡呆了半年以後，恢復了我的職務。這次停職反省，使本來個性不強的我變得更加謹慎。

我恢復工作以後，很珍惜工作機會，和張大煜所長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張大煜長在中國，到德國留學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國文化。他工資很高，可十分節約。工作中他個性隨和，能變通順應，迂回解決問題，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記，卻不會留下難以彌合的創傷。張大煜勤奮刻苦，對化學領域裡的科學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選題上很有前瞻性，廣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學問以外，他沒有很多其它的個人愛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個典型的中國式的優秀知識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領域裡保持領先的學術地位，張大煜功不可沒，是一個經得起時代考驗的科學奠基人。

當時張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連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從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實用科學，科學家們可以更放心大膽地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題目，我給與全力支持。這在當時對科學家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那時我受科學家們的熏陶，產生了一個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確的學科方向，這樣在基礎理論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動科學事業；另一方面，必須有結合實際的題目和項目，這樣科技人員才會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會價值，產生更大的科研熱情。

我和張大煜交流了這些想法，決定和一些技術骨幹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於是1962年大連化物所在青島開了一次會議，解決大化所科學研究的大方向問題。這就是對大化所的未來有重大影響的“青島會議”。這次會上，我們還明確提出要培養年輕人。在科學領域裡，很多重大發現都出自年輕人。當時選了10個年輕科學家作為技術骨幹和重點培養對象（他們中有六個後來當了科學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員和設備，讓青年科學家放手幹。同時確定了黨政工作人員要為科研人員服務的指導思想。

那時從上到下還是提倡自我批評。所裡進行了“解疙瘩”等撥亂反正的活動，對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傾中的一些過火做法進行糾偏，運動中有些有過激言行的人還誠心誠意地向蕭光琰賠禮道歉。我也很真誠地向在過去的運動中挨整的人道歉，當然包括蕭光琰，希望他們不計較運動中的過火行動。蕭光琰很興奮。

蕭光琰是個不掩飾自己情緒的人。當他感到作為一個人受到應有的尊重後，心情十分愉快。他又開始常常邀請一些年輕人到他的家裡，用水果、點心和糖款待他們，和他們談工作，談學習。

他請年輕人教他夫人學中文，讓他夫人教年輕人學英文。看到有的年輕人的英文不好，買來英文小字典送給他們，讓他們多背多記一些單詞。他認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須學好英文。他努力用實際行動改變和周圍的關系，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則是無意識的。人總是會被潮流裹挾的，蕭光琰在慢慢地改變自己，試著融入這個社會。

在這段時間裡沒有什麼運動，蕭光琰的失眠也奇跡般地好了。心情的舒暢使他恢復了科研熱情，產生了很多創造性的思維，又開始專注地搞他的催化劑。當他讀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時，立即聯想到化學催化劑，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於體外的生物或化學反應。這個想法，使他很激動。當時在大化所沒有搞生物催化劑的條件，當他知道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時，就要求兼任那裡的研究員，以滿足他對催化劑事業的追求。

最近幾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劑－－各種酶－－不斷被發現，成為現代生物化學的重要領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來愈廣泛的應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業污水處理，等等。這證明蕭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對未來的學科方向看得非常准，相當有預見性。

在這種寬松的環境中，蕭光琰煥發出極大的科研熱情和聰明才智，他努力工作，這期間完成了很多論文。１９６４年大化所承擔國家急需的“大慶中油加氫裂化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課題攻關任務，蕭光琰為催化劑最後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工作成績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當了僑聯的副主席。1964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當了室主任。

那時他曾經找到我，說他想見一見已經十年沒見面的哥哥，如果他哥哥不能來中國見面，是否可以到香港見面？他希望他的哥哥也能來中國工作（他哥哥當時在美國的保密單位任職）。我當時聽了，很感動。在歷盡人世滄桑的今天，我覺得他在多次挨整之後，還想讓他的哥哥也來中國工作，太天真了。

1964年末，我離開大化所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工作。那時候的通訊條件和現在沒法比，此後，和蕭光琰的直接來往就很少了，只是從到北京開會、辦事的人那裡聽到些零星的情況。

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中國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傷害，走向極點。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每天挨斗。

我經常被拉出去游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時，給我掛個大牌子，我們手裡還拿著盆，拿著棍，一邊敲一邊跟著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兒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著回家怎麼向他們解釋。回家後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凱旋”一樣，准備了好飯好菜，想用這種辦法安慰我，我知道瞞也瞞不住幹脆直話直說，“今天我被游街了，給我掛個大牌子，寫著‘打倒鐵杆保皇派白介夫’，不過我一看，旁邊那人掛的牌子上寫的是‘打倒鋼杆保皇派×××’，心裡想，還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來。

另一次斗爭會上，造反派給我帶了頂常見的很高很尖的紙帽子。不知誰想出來新花樣，給我旁邊那個挨斗的人戴了頂老戲裡縣官戴的帽子。兩邊有兩個大耳朵，斗他時一按他的頭，兩個大耳朵就跟�

[三叔]

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中國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傷害，走向極點。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每天挨斗。

我經常被拉出去游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時，給我掛個大牌子，我們手裡還拿著盆，拿著棍，一邊敲一邊跟著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兒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著回家怎麼向他們解釋。回家後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凱旋”一樣，准備了好飯好菜，想用這種辦法安慰我，我知道瞞也瞞不住幹脆直話直說，“今天我被游街了，給我掛個大牌子，寫著‘打倒鐵杆保皇派白介夫’，不過我一看，旁邊那人掛的牌子上寫的是‘打倒鋼杆保皇派×××’，心裡想，還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來。

另一次斗爭會上，造反派給我帶了頂常見的很高很尖的紙帽子。不知誰想出來新花樣，給我旁邊那個挨斗的人戴了頂老戲裡縣官戴的帽子。兩邊有兩個大耳朵，斗他時一按他的頭，兩個大耳朵就跟著一煽一煽的，我看著覺得很可笑，雖然在挨斗，心情並不壞。這時候，突然有個造反派黨委副書記，年紀比我還大，上台狠狠煽了我兩巴掌，以表現他的革命精神。那時有很多這樣的人。

人有群膽沒有孤膽。那時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裡不太緊張。在挨斗時，周圍很多人，特別是所裡的工人對我仍然特別好。一次斗爭會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這時一個外號叫唐二愣的工人，對著造反派大叫了一聲：“別讓他跪著，他跪著也比你們站著高。”我當時心裡真是感動。唐二愣馬上也進了專政隊，他出身好，什麼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不久，造反派讓我收拾東西，我知道以後就不許我回家了。那時候周圍已經有不少人自殺，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華（科學院的副秘書長）。我曾參加抗日，有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歷史背景，記得當群眾敲鑼打鼓開除我黨籍的時候，我很自信地對家人說，如果我被開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開除。我長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樣在盡量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保護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較平和，不很激烈，總是相信這種情況會改變。這些因素都使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猛烈沖擊有較強的耐受力，即使這樣，有時候我也覺得很難熬，很理解人為什麼會想到自殺。

我被關在專政隊時，常常會想到過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麼樣了？我常常想到蕭光琰，很為他擔心。蕭光琰的歷史背景不能給他任何保護，他的思想行為和當時的社會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說他像個玻璃制品，透明，堅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國話都講不流利，他們一家怎麼度過這場災難？他們挺得住嗎？

我被放出來不久，就聽說了蕭光琰的遭遇。我這麼不愛激動的人，卻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靜下來。

走向深淵

根據我對蕭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圍人陸陸續續的述說，他生活的最後片斷，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閃現。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蕭光琰像當時中國無數的臭老九一樣，成了被打倒的對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樣，擠進其他幾家人。住進來的人要共用廚房、廁所。這對很習慣保護隱私的蕭光琰來講，是太不習慣了，突然，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監視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來就不太會做飯，這時候幾家人擠在一個廚房，常常沒有空間輪上他們做飯。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幾塊餅幹。周圍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護意識，對他們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誰也不敢理他們，冷眼和歧視包圍著他們。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以及過去那些對他生活作風、工作作風的批判已經太不夠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個最專制同時也是最自由的空間，只要你出身好，或暫時屬於“革命群眾”，那你就可以發揮自己最豐富的想像力去臆測別人的心理，去給別人扣帽子。所裡的大字報又再次推斷蕭光琰回中國是想當特務。

盡管蕭光琰想努力適應中國的環境，到頭來還只能當個反面教員。他回中國以後除了給哥哥寫寫信，從沒和其他在國外的人來往過，他心裡清楚自己不是特務。至於其它問題，其實大多是學術問題，因為接受了一套美國實驗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國不適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參與政治，與人無爭，與世無爭，哪裡有能力去反黨。

文革開始時，蕭光琰還能承受。起碼他每天還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國，文革開始時她只有十四歲，當時學校裡開始把同學分成“黑五類，紅五類”，她當然屬於“黑五類”，壓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壓力，

蕭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況起變化。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他們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勢愈加惡化。工宣隊又進駐了大化所。蕭光琰意識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機。

工宣隊有個人老是戴著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連電磁廠的工人。態度很凶狠，動輒就動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隊派人把蕭光琰抓進 “牛棚”，與其他？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時，抄了蕭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錢的財物，其中包括甄素輝父親給她留下的家傳的戒指（有人說是孫中山送給她家的）。

在中國這個環境中，蕭光琰特殊的經歷，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賴他的家，突然進了專政隊，離開了夫人，離開了女兒，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們在努力證明他是特務，不管有沒有根據。工宣隊希望工作有成績，能抓出美國特務，在當時多榮耀啊。於是蕭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組織的特務機構的成員。人們不去追究這特務是真是假。當時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片。”其實是“打擊一小撮，嚇倒一大片。”大多數群眾是順應潮流的，也形成一種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勞越來越大。在他眼裡，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麼“教育”都不過分，他們沒有什麼功勞，卻過著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們用當地人發“博士”的諧音給蕭光琰起了個外號叫“白屎”。從蕭光琰的交代裡得不到更多的特務活動信息，為了擴大戰果，有人開始動武，特別是“八角帽”，認為這樣才可能讓他徹底交待問題。每天拳打腳踢，甚至用“三角帶”這種特制的刑具來鞭打。嚴厲的、無休止的“審訊”周而復始：你在美國掙那麼多錢，生活那麼好，為什麼回到中國？你能把美國的資料弄到中國來，一定也能把中國的資料弄到美國去，你為美帝國主義搞了多少情報？

蕭光琰不斷地寫檢查，寫揭發材料，回答他永遠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他寫出來的東西不能讓工宣隊滿意，他們需要的是有轟動效果的揭發材料。他們逼他一遍遍地寫。

四顧無援，遍體鱗傷的他，在經歷了世道人心，生死榮辱之後，心如死灰。剛歸國的時候受到懷疑，五年，十年還在懷疑，回國服務快二十年了，還在懷疑。他面對著一個他無法理解、也無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隊的“八角帽”又對蕭光琰進行體罰。他精神特別壞，喃喃自語：“共產黨的政策是給出路的……”在這段時間裡，他一定反復想過自己的出路，尋找過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連累家人，不想辜負甄素輝的感情，更不想對不起孩子。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也不留下，讓他們更容易劃清界限。這幾乎是文革中自殺的人的共同特點，要麼不留遺囑，要麼留遺囑把自己大罵一頓，為的是不牽連家人。

12月11日晨，當專政隊員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時，蕭光琰終於不必再起來，面對這個丑惡的世界了。驗屍結果：服過量安眠藥－－巴比妥自殺。他走了，帶著滿身的傷痕。他剛剛四十八歲。

這是“八角帽”沒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隊的頭頭沒有想到的。他們不知道靈魂高貴的人往往脆弱。據說工宣隊也感到緊張，他們加緊搜查了每個被專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殺”的。可見他們知道把人逼上絕路是錯誤的。但工宣隊同時宣布這是階級敵人走投無路時的選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工宣隊的人貼出了 “特大喜訊”曉喻全科學院，決定“乘勝前進，深挖一切階級敵人”。

他們確實取得了偉大成果。由大連化學物理所，大連海運學院，大連運輸公司、大連婦產醫院組成了聯合專案組，並命名編號，把以蕭光琰為中心的（三○一）特務集團案列為重點大案，進行緊張的內查外調，株連所及達十一個單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蕭光琰交換過熱帶魚的老理發員，以至給蕭博士打過針的護士。當然，他們說這是“清隊的重大收獲”，“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樣政策攻心，棍棒啟口，硬是搞不到一點像樣的證據。所以，“三○一”一案實質上毫無結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惡的是，“專政隊”的暴徒及其幕後指使人的功勞卻不減。大連化學物理所已經得到上級的重視，不久，他們就成為毛遠新親自抓的典型，作為“工人階級占領科研部門”的活樣板，把他們的‘經驗’赫然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九泉相會

在蕭光琰已經長眠不醒時，甄素輝正在營城子農場勞動改造。當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隊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嚴肅地宣布：“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他的問題是敵我性質的。你要繼續交待。”

甄素輝異常安靜。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著丈夫的遺體，提出了任何人都沒法拒絕的要求：准許她請兩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見的孩子，她的請求被批准。她當天就回家了。自從他們夫婦倆被關起來，十四歲的洛洛就開始孤身一人，無人照料。

甄素輝天性柔弱，卻善解人意，在蕭光琰心情惡劣時，她總是輕聲細語地給他安慰。她外圓內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則，做人的原則。蕭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輝永遠站在他身邊。可是蕭光琰悄悄地走了，沒留下一句話。出於母親的本能，甄素輝不能不想，如果她隨蕭光琰走，洛洛怎麼辦？洛洛沒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樣為自己負責，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輝一定和女兒進行過一場世界上最艱難的談話，進行了外人無法判斷的生死抉擇。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張照片留給了同學，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寫著：永久的紀念。看來她對一切是有准備的。

甄素輝和洛洛一起包了餃子，一起吃了餃子。幾天後，當人們發現她們的屍體時，母女倆緊緊地相擁，淒然地告別了這個世界。

多少年來洛洛可愛的樣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動，無法忘卻的可愛、弱小與無辜！剛剛十六歲，正值對未來充滿美好幻想的花樣年華。我也一直想為什麼甄素輝能作出這樣的選擇？唯一的解釋是她心中充滿太深切的愛與太徹底的絕望！

據說周總理知道了這件事，而且親自過問，追究責任。當年毒打蕭光琰的“八角帽”和工宣隊的頭頭都受到了處罰。

我不能說蕭光琰是一個沒有弱點的人，但我可以說，我自己，我周圍的很多人，愧對蕭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對蕭光琰對我們黨、我們國家、和對我們的信任。他曾懷著怎樣的熱情踏上這片土地，又懷著怎樣的絕望無聲離去？歷盡淒風苦雨之後，他的一家竟選擇了這樣的方法駛進人生避風的港灣，這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

愧對蕭光琰的親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蕭光琰的哥哥蕭光灝從美國回到中國，他要求和我見面。我當時很奇怪，他為什麼要見我呢？蕭光琰去世時，我離開大化所已經三年多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應該比我大幾歲，但看上去挺年輕。他一下失去幾個親人，卻仍不失其溫和善良。見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心中湧起的全部是難過和慚愧。

蕭光灝話還沒開始，已是老淚縱橫。

他說他很後悔，那時候蕭光琰多次寫信想見見他，來中國也可以，到香港見面也可以，他對中國的一些情況也有所聞，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沒回來。總以為都還年輕，將來見面的機會很多。實在沒想到此生不能再見。每當想到這裡，他就覺得沒有盡到當哥哥的責任，蕭光琰一定是有難處才多次寫信想見他。可蕭光琰在信裡從沒講過他的真實處境。他怪罪自己為什麼就沒早一點兒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美國也有報道，那時能設想蕭光琰的處境，可已經無法聯系，現在來了，可是太晚了！什麼也不能為他做了。

蕭光灝說他很早以前就從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蕭光琰關系很好，給了他很多關照和幫助，他這次來一個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過的環境，看看他們走過的街道，他們工作過的地方，做點生者還能為他們做的事；另外就是想來看看蕭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點謝意。他說蕭光琰在回中國這段時間裡，除了家庭之外，總還嘗到了一些人間溫暖。

不是指責，不是聲討和憤怒，而是感謝，這是我萬萬沒想到的。作為一個基層領導，其實很多批判打擊蕭光琰的運動都是我領導的。雖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畢竟有一份我的責任。聽到這裡我實在有些聽不下去了。我很想說“對不起”。

我不記得當時我都對他說了些什麼，可我記得自己歷經劫難，剛剛在走上坡路，還心有余悸。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滿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運動。我不想去說空話大話，也不敢說出自己真正想說的話，那種惶惑和尷尬的心境至今記憶猶新。聽說他來中國還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當時孫中山送的那個戒指，對他來講，這個戒指有太多的紀念意義。後來調查，這個戒指被當時抄蕭光琰家的人賣了，最後也沒有找到。

現在的中國我以為可以講真話了，可是與蕭光灝天各一方，也許我們永遠失去了交談的機會。我已經八十多歲，一直堅持打網球，揮拍之間，我常常想到蕭光琰，想到他說要練好基本功，想到我們曾經的友誼。到現在我也打聽不到蕭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裡。這樣一個和睦的家，以這樣慘烈的形式寫下了這樣的悲劇，是我們民族的不幸。那個荒誕的歲月的形成，應該反省的不僅僅是上層領導，也包括我們基層領導。每一層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責任。蕭光灝也快九十歲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們沒有忘記蕭光琰，沒有忘記這個充滿愛國熱情的科學家的毅然選擇，沒有忘記他對中國石油工業的貢獻，沒有忘記我們給他造成的致命傷害。

歷史常常會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蕭光琰”式的家庭悲劇不以任何方式再現。我們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機制，不靠英雄人物來扭轉乾坤，使這個國家即使有錯誤，也行而不遠。我們也要完善我們的文化，增強其包容性，容納不同的習俗及思維方式。

不能從苦難中汲取教訓的民族，一定是沒有前途的民族。

注：我年事已高，記憶會有很多的不准確和疏漏，可自己已經沒有精力去找人核實。若有當事人了解更詳細、准確的情況，我希望本文有機會得到補充和修改。文章大概成稿後，讓女兒去大連，找當年與蕭光琰共事的人核實和補充了一些情況，他們是陳慶道、李文釗、劉宗海、陳怡萱。另外關力、劉秋榮、楊海平對本文進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並表示感謝。

（作者系北京市前副市長、北京市政協第六屆、第七屆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