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肆桀骜]

一楼献给方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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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当副校长，既无风险，又有斩获，也许过几年还可以再升官。确实，共产党的宦途，一般是只升不降的。只要你能坚持不理事，过几年也往往会有新的荣升。这一条为官的真言是一位维吾尔族官员示范给我的。

1983年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科协主席阿XX访问的里亚斯特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因中心主任萨拉姆教授是穆斯林，所以很想帮助维吾尔族穆斯林，他提出每年可以邀请两位新疆的物理学家来中心访问，费用全由中心承担，而且不要求新疆方面有任何相应的义务。但是这位科协主席坚持不在这个合作计划上签字，我的一位新疆同行深为不解，最后主席悄悄地告诉他：“绝不要做任何事，更不要主动做事。”果然，他后来又升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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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惟炎和我后来之所以没有好下场，潜在的原因之一，就是未遵循那句为官真言，主动地做了一点事。

一件事发生在合肥—北京—罗马。

1983年我在梵蒂冈天文台访问的时候就得知，因为罗马夜间的天空背景太亮，该台的望远镜大都已废置不用。其中一台口径1米的施密特望远镜，质量是很好的，如果放在具有良好观测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做不少研究。因此，我建议他们把这台望远镜送给中国，因为中国有许多地方与罗马的纬度相同，不难找到适于放望远镜的地方。梵蒂冈天文台长科因（G. Coyne）教授欣然同意了。

这本来是科学界的一种交流，没有额外的含义。但因涉及梵蒂冈和中国二者，为了不节外生枝，我们极小心地设计了一个稳妥的转送方案，即先由梵蒂冈天文台将此镜送给一个国际组织，再由该组织送给中国。

经过一年的磋商，中国科学院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决定将该望远镜放在新疆乌鲁木齐天文观测站，镜址也选定了。1985年春，中国科学院派了五个人（我不在其中）专程去梵蒂冈天文台，讨论具体的拆卸及运送技术性事宜。经中国驻罗马大使馆科技参赞的同意，双方签署了备忘录。至此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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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的事，按逻辑，应是找一个国际组织充当中介。这个国际组织应同中国及梵蒂冈都有交往。1985年夏，我又去罗马参加第四次格罗斯曼会议。那时，罗马大学等正在筹备成立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准备参加这个中心的有梵蒂冈天文台、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美国空间望远镜研究所等。以ICRA作为转移望远镜的中介，是十分合适的。于是，我决定代表科技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参加ICRA。我想，作为一个副校长应有义务促成这件事。

我决定参加ICRA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给科大寻找财源。1984年意大利政府为了援助发展中国家，设立了一笔援款。凡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发展项目，都可以向意大利政府提出申请，取得赠款。我想，以科大名义提出申请，并有ICRA的支持，极有可能取得赠款。果如此，也就不枉担任了一届科大的管钱的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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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故事要逐天来写。

1985年6月17日，ICRA正式成立，罗马大学校长鲁贝提(Ruberti)，科因教授，以及我代表各自的单位草签了ICRA的章程。

6月18日，讨论ICRA组成及研究计划。

6月19日，意大利《信使报》（Messagero）报道了ICRA的消息，特别提到有罗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梵蒂冈天文台等参加。《美国之音》也简单地报道了这条消息。

这件事中包含中国和梵蒂冈，似乎有些表面的新闻价值，所以新闻界注意了一下。但是中国与梵蒂冈二者共事于同一国际学术组织的先例，早有了。比如，中国和梵蒂冈就都是国际天文学会的会员国。我代表科技大学参加ICRA一事，没有新意。所以，新闻界很快失去兴趣。

6月20日以后，西方媒体再也不提这件小事。也没有引发出任何猜测和评论。

6月21日，教皇保罗二世接见所有参加格罗斯曼会议的学者。我也在其中，我也同教皇握手，照相。对此，媒体也没有任何报道。可见，西方媒体并没有误认为我之加入ICRA与中国和梵蒂冈二者之间政治关系有任何联系。很清楚，ICRA等等是件纯学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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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6月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中国的《大参考》重复转载有关ICRA的消息，放在政治栏目中。《大参考》是一种内部报纸，它只选登外国报纸和通讯社消息，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有权订阅。

显然，《大参考》两次选登同一消息，说明国内倒有人为ICRA这条消息而神经自我紧张起来。

果然，6月24日，中国外交部向中国科学院查询有关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事以及ICRA事，并暗示这件事已经触及了中国对梵蒂冈的外交政策。

本来，中国科学院清楚地知道望远镜的全部内情，只要据理回复外交部，说明此事为正常学术交往，就完了。但是，在中国的官场，凡遇可能要追究责任的时候，本能的第一反应是推卸干系。所以，中国科学院立即把查询之事转踢到科技大学。

幸好，科大的许多同事很支持我为科大寻找财源的活动。不理会这个查询。并且，很快转告了我，北京-合肥发生的查询。此外，还坚持要评选我为模范共产党员。

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又就此事查询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如前所述，大使馆的科技参赞是直接经手此事的，完全知道这是一件非政治的学术交流。但同中国科学院一样，想减轻干系。于是，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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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事情的原委写了一个很详尽的报告，以证明这件事并没有违反中国对梵蒂冈的外交原则。如果说这件事有错，最多是我在签署ICRA文件时没有事先告知大使馆。我愿承担这个责任。当然，我知道，如果事前我真的告诉大使馆，要他们点头同意，那至少要使事情的进展推迟半年。所以，只要事情合理，不如先斩后奏。大使馆也接受了我的这个报告。

到此真相全部大白，证明是一场自我虚惊，并无外交问题。本可以结束了。我也离开罗马到的里亚斯特的理论物理中心，在悠闲的亚得里亚海边，继续为我和李淑娴的小册子《宇宙的创生》写序言。

但不知什么原因，北京自激振荡还在继续。6月29日，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再度被查，这次来头更大，据说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也曾提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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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64周年。在合肥，为了纪念党的生日，举行了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我被评为该年度的优秀共产党员。那时刻，我自己全然不知，正在亚得里亚海里游泳。

一回到我的住地——伽利略楼，还没来得及把身上的海水洗掉，就知道中国大使馆正在紧急地找我，责令我于7月3日上午必须赶到罗马。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紧要事。

只好服从命令，7月2日漏夜乘火车去罗马，3日清晨赶到大使馆。原来，紧要的事不过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将于当天从北京飞抵罗马，要我去亲迎院长。作为科学院的一个成员，迎接院长也是应尽的义务，但要我从600公里之外的里亚斯特专程赶来迎驾，未免架子太大了。后来才知道，迎驾一事，是北京官方正式决定的。当时外交部估计，当卢嘉锡一到罗马，必定会被记者团团围住，询问有关梵蒂冈望远镜事。责令我在机场，为院长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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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下午2时，我和几个大使馆官员到达罗马达文西机场，恭候院长。飞机误点，直到下午6时还没有到。我不断仔细地观察机场大厅，始终没有发现一个准备围追我们院长的记者。机场气氛倒是极其紧张，警察带着警犬不断地来回巡逻。不过他们并非专来保护院长，而是由于前一天，7月2日，这个机场刚刚被巴勒斯坦游击队爆炸过。

总之，无论在机场，或是在随后的访问中，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有兴趣采访院长关于ICRA的事。所以，外交部精心为院长所准备的关于ICRA的答记者问，没有派上用场。七天以后，我陪卢嘉锡院长小游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海风终于使院长认识到他并无被记者围攻的危险，轻松多了，好像圣马可广场上轻松的鸽子。这时，院长告诉我，他到罗马那天，即7月3日，是星期三，正逢中国外交部两周一次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了对付外国记者提问ICRA，外交部发言人也精心准备了答词。很可惜，也没有外国记者提这个问题。实际上，外国舆论早就忘了ICRA到底是哪几个字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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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证明当局的认识和估计全是错误的，纯粹是一场无事生非。但是，为了显示权威，当局还是强行决定终止执行转移望远镜的计划。对于我签字参加ICRA，以及据此为科大争取意大利赠款事，当局找不出任何错，故仍允许进行。但是，经过这一次折腾，这件事已大受内伤，随后尽管努力了两年，终也做不成。

内伤在于当局绝不喜欢主动做事的人。如果主动做的事不合当局者的心意，当然得不到喜欢，如果主动做的事暗合了当局者的心意，可能更危险，因为那是某些专制者最忌恨的“越位”。中国有句常用的成语“大智若愚”，其含义之一可能就是：真正的智者都会装傻的，特别不要让皇帝感到你能猜到他不想说的或尚未说的心思。

7月初，中国政府释放了一位已关押30多年的梵蒂冈教廷任命的中国教区的主教。

7月21日，星期天，教皇在例行的圣彼得广场讲话中特别地向中国致意（salute）。

7月31日，星期三，又逢外交部两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说，“中国注意到了教皇对中国的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