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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中國新聞周刊



畫家劉小東紐約漂流記
文/榮筱箐
發於《中國慈善家》2020年第4期

劉小東從來沒想到自己這輩子會有被困在紐約的時候。

1993年第一次來到紐約參加《紅星照耀中國》集體畫展時，他就很愛這所城市。那次他在這裡住了十個月，和同為畫家的太太喻紅在這裡登記結婚，他們的女兒劉娃在娘胎裡的頭四個月也是在這裡度過的。但那次他心裡有底兒，什麼時候想回國買張機票就能回去了。

這次就不同了，也是來參加畫展，也有太太和已經長大成人的女兒陪在身邊，可是疫情突降航線受阻，定好的機票被取消，他回不去了。“這是我的傷心所在，你有這個國家的護照，你是這個國家的人，應該是想回去隨時都能回去。沒想到，真的就一點辦法都沒有。”劉小東說。

人在困境中總會想方設法突圍，對畫家，突圍的武器就是畫筆。4月1日開始，他差不多每天畫一幅水彩，都是紐約的街景，卻有著這個城市前所未有的靜和空。一樹繁花在空蕩蕩的街心公園裡兀自盛開，一只鳥站在路中央一動不動，一個人形單影只走過斑馬線，帝國大廈從樓群的縫隙裡露出頭來，亮著孤寂的燈。偶爾也有喧囂，一支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一群人坐在草地上曬太陽，膚色黑白分明。這些畫大多數色彩溫暖卻讓人看著想哭。

疫情加上緊接著到來的黑人權益大示威把一個百年不遇的紐約推到他眼前，而由劉小東來記錄這樣的紐約差不多算是上帝之選。裡森畫廊6月29日到7月11日為他辦了個網上個展，從這組作品裡選出30多幅展出。《紐約客》雜志在對這次畫展的評論中說：“很難想象會有另一個人比這位藝術家更適合作為紐約這個歷史性春天的見證者了。他多年以來一直關注社會掙扎，以坦誠、憐愛和尊重去畫每一個人，從中國西北玉礦的維吾爾族礦工到土耳其和希臘的敘利亞難民。”





劉小東作品《帝國的大廈》（左）和《門洞前的女人》（右）。（滑動顯示更多圖片）

但說是“上帝之選”，也不只是因為他作為寫實主義大家從普通人身上折射世事變遷的一貫藝術視角和筆法，更因為他隱藏在自己作品背後的思考，關於真實與虛偽、關於束縛和自由、關於文明的沖突和維系、關於個體命運與人類的未來。雖然他只是默默地看，默默地畫，什麼都不說，但正像一位著名藝術家在一篇對劉小東作品的評論文章裡所說的那樣，他表達的是“無言的立場”。

這些使得劉小東在這場疫情之前來到紐約，在疫情之中滯留此地似乎都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你甚至會懷疑，如果真有天意，是不是老天故意要把他困在這個被稱為“世界十字路口”的城市裡，逼他回答站在命運十字路口的人類急於知道的一個問題：我們還回得去嗎？

“逼著我見證歷史”

劉小東1月底從北京來到紐約，馬上轉機達拉斯。一年前他應達拉斯當代美術館之邀，到美墨邊境采風，在一個叫EaglePass的小鎮，遇到了一個熱情的警察，“胖胖的，像鄰居大叔一樣，對我們特別好”。劉小東跟警察約好，一年後回到當地畫他的生活，這次來是為了兌現承諾。畫完警察，他回到紐約，跟來這裡進行研究生面試的女兒和陪她前來的太太會合，並在這裡等待參加達拉斯當代美術館定於4月份為他舉行的個展開幕式。

3月美國疫情開始告急，緊接著很多航線停飛，劉小東原定在4月16日回北京的返程機票被取消了。接下來就是訂票、再延遲、延遲、再取消的一連串噩夢般的折騰。4月18日，他在日記裡寫道：“昨天機票被取消，晚上就夢見到處買不到票。”5月1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幹等29號回北京，飛機再延怎麼辦？再說吧，先發呆再說。”到了6月1日，隨著黑人權益示威的推進，他已經知天命了，這一天的日記裡他寫道：“疫情不減，又起紛亂，飛機斷航，逼我見證歷史。”

歷史在眼前展開得突如其來。

在紐約，劉小東一家三口蝸居在朋友在曼哈頓西村空置的一間小公寓裡，一室一廳，總共面積不過50平方米。他盡量把軟禁般日子過出正常的節奏，“美國人都很放松，我也挺放松，該上街上街，該買菜買菜，只是路過一些地方突然發現這個城市沒人了。”

沒人的紐約只剩下憂傷，4月16日，他在日記裡寫道：“經過舊鐵路改造的空中走廊，無人；沿途時尚店，無人；幾個木偶模特在櫥窗裡，長長的走廊，長長的街道。走到14街，蘋果店空空的。那家頭頂著一個老牛的牛排館也在風中傻呆著，傷感，不想往前走了。”這種空讓劉小東有一段時間情緒特別低落，多虧還有家人在身邊說說話，再有就是還能畫畫。“早晨起來，很憂郁，就像得了抑郁症一樣。這也是我為什麼每天堅持畫一幅水彩或者學半個小時英語——實在太無聊了。”他說。

畫不能任意施展，公寓太小，油畫出身的他只能選擇用水彩表現，“就一個小桌子，吃完飯一收拾就可以用來畫畫。”可即使是方寸之間淡淡的傷感也能逆流成河。有一張畫叫《兒童樂園》，4月14號畫的，一個街心小公園裡，秋千空著，長椅空著，兒童玩具車東一個、西一個，也都空著。只有公園中心的一棵樹，好像不知道人間出了大事似的，沒心沒肺開出滿樹白色的花朵。





劉小東作品《兒童樂園》（左）和《樹下的劉娃和於紅》（右）。（滑動顯示更多圖片）

“那是一個陰天的黃昏，這個公園離我住的地方很近，在一個酒莊對面。我好喝酒，每次去買酒都從這兒經過。沒有疫情的時候，這裡有很多小孩玩得特開心。那天去買酒，這裡一個人都沒有，鐵門上了鎖，那棵樹卻開花了。有一種落寞的對比，從前很快樂的地方，現在很寂寥。我就圍著它拍了一些照片，用眼睛記住它的色彩，回家就畫。”

還有一張畫叫《不會飛的麻雀》，4月23號畫的，一只麻雀側身站在人行道中央，好像老僧入定一般。“那天我一出門，看見那只麻雀站在那兒一動不動，我用手機給它拍照，手機離它只有一寸距離了，它也不動。後來發現它受傷了，也可能是太老了，我就很想畫。人在困難的時候，比如你住在監獄裡，你會對一棵草充滿愛憐。在疫情中，生活非常簡單，一草一木，一個羽毛的飄過，一片落花，平常你不在乎的，現在都會在乎。”

可是紐約在這個春天裡，有的不只是空蕩的街、寂寞的樹和飛不動的鳥，最讓劉小東關注的還是人。人，在或者不在，都是故事。

自在一點

1993年那次來紐約，劉小東在布魯克林租的筒倉比現在這個還小，一進門一張床，左手是個洗手間，洗手間前面一個小煤氣灶，僅此而已。可那時候日子過得挺樂呵，在德國參加畫展的喻紅飛來紐約跟劉小東會合，兩人在紐約市政廳登記結婚。在陳丹青的挽留下，兩人決定多待一段時間，體會一下真正的紐約生活。那時候喻紅大部分時間花在學外語上，而劉小東的作品已經開始引起收藏家的關注，他舍不得把時間用來學外語，天天蹭陳丹青的畫室畫畫。公寓雖然小，可朋友多，那時候如今中國藝術界很多腕兒級人物都還在紐約漂著，劉小東和喻紅的小房間很快就成了據點，他們隔三差五就弄頓好吃的跟朋友們舉杯暢飲。

90年代是紐約治安最亂的時期，幫派橫行命案頻發，可劉小東對此並沒感覺。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紐約那種自由的氛圍。“那時候地鐵裡到處都是塗鴉，晚上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我也坐地鐵，去哈雷姆（編者注：黑人區），不害怕，感覺很親切，像中國的縣城，到處都是晃晃悠悠的大小伙子。我也年輕，那時候年輕人都崇拜籃球明星的穿法，老頭衫、Gap的大褲衩子，拎個塑料袋走遍天下。”

從那次以後，劉小東成了紐約的常客，有時候兩年來一次，有時候一年來兩次。紐約的街道慢慢地幹淨起來了，新樓多了，地鐵裡沒有塗鴉了，當年一起喝過酒的藝術家朋友們大多都已經回了國，這個城市在歲月裡按部就班地上演著自己的滄海桑田。可有一樣東西始終都沒改變，就是這裡的自由，即使在疫情壓頂的時候也仍然如此。

“以前來紐約，辦展覽、開party，見到的都是藝術界的人，感受到的是藝術的自由；這次畫廊都關門了，游客也不來了，見到的都是本地老百姓，感受到的是老百姓的自由。疫情很嚴重，人們還出來遛狗，戴不戴口罩也沒人勉強你。”劉小東說。雖然這種對自由骨子裡的堅守和不妥協讓美國人在這次疫情裡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但至少沒有出現小區裡一人染疫，所有人都對他退避三舍的緊張氛圍，人的狀態比較放松。“人總是要做出選擇，安全是重要，但如果付出的代價太大，我可能也會生病。如果能活得自在一點，活長活短其實也沒關系。”

紐約之春

不過疫情帶來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在紐約也並非完全不存在。為了搜集創作素材，劉小東經常需要在街頭拍照，街上人少了，人們開始變得警覺，拍照也不那麼容易了，特別他還長著一張中國臉。“疫情來了，人們也不太願意搭理中國人。有時候我拍人家的狗人家不願意，你就知道了，這在平常根本不是個事兒。所以我拍人的時候都是在遠處把鏡頭拉長，或者拍個背影。溜著邊兒走唄，見人家不高興咱就繞開點兒。”

有一次，劉小東走在街上突然被一輛急馳而過的車濺了一身水。他還以為是自己光顧著看建築，誤走上了馬路，定睛一看又不是，自己明明在人行道上，離馬路牙子還有一米，而路上的積水也不過半米寬。這讓他覺得，那輛車可能是有意為之。“美國人還是挺講究開車文明的，一般不至於軋水濺人，我旁邊沒別人，我又是個華人，我想著可能就是那麼回事。生了一會兒氣就算了，大城市都一樣，看不起外地人。”但他並沒有為這件事或這種情緒作畫，“繪畫不是訴苦，這沒什麼好畫的。”進入5月，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壓頸致死之後，紐約街上開始人潮洶湧起來，都是出來抗議示威的。劉小東的住所離紐約抗議示威的重要舞台華盛頓廣場公園，以及在隨之發生的搶掠中受損嚴重的SOHO商業區都很近，他也因此目睹了這次示威中很多驚心動魄的場面，他擅長的“無言的立場”在對示威活動的記錄中也發揮得淋漓盡致。

有一天，一支游行隊伍從他的門前經過，過馬路時，所有的車都停下來讓路。這時突然一個黑人開著輛敞篷豪車，超速奪路駛向示威人群，人們都大驚失色，劉小東趕緊拿起手機抓拍了好多照片。雖然沒人受傷，這個場景給他帶來了極大的震動。

“示威開始後我一直在想該畫什麼，如果畫游行隊伍，好像是百分百地支持示威。但這個場景，人們游行支持黑人，反倒是黑人開著富貴的跑車沖撞支持他們的人，那種矛盾性，展現了我心裡的矛盾性：社會變化和它背後的原因是不是非黑即白的？政治正確裡是不是也有很多說不清楚的微妙的東西？那一瞬間，那些思考，我就沒放過，必須要畫。”劉小東說。在他描繪這個場景的作品《在我門前》裡，戴著口罩的游行的人們看著這輛跑車沖進人群，驚慌錯愕，背景隱去了街道上的樹木或樓群，只剩一片說不清道不明的氤氳之氣，有如霧裡看花。

劉小東作品《曼哈頓東村》（左） 、《唐人街的警察》（中）和《在我門前》（右）。（滑動顯示更多圖片）

還有一張畫，畫的是家旁邊公園草坪上常見的年輕人健身景象，這天剛好是一黑一白兩個小伙子一起在做俯臥撐。“如果沒有這場運動，這種景觀就很平常，可是在運動的背景下，就顯得很特別。這場運動不就是黑人和白人之間的較勁嗎？”這張畫的名字叫《無題》，留出無限解讀空間。

裡森畫廊那場畫展，名字也很有深意，英文叫Spring in New York，這個名字中文可以有很多譯法，比如不疼不癢的“紐約的春天”，而畫展正式定名卻選了革命色彩很濃的一種：“紐約之春”。

“這個靠你們去理解，但作為中國背景的話我覺得這個提法很有復雜性。現在紐約發生的這些事，推倒雕像、打砸搶，對於我們‘過來人’就像無法無天的鬧革命一樣。但我們對人家的歷史也確實不了解，包括對哥倫布，作為一個中國人也不了解，也可能哥倫布就是政治利益樹立起來的假英雄，也可能他是這次黑人平權運動擴大化的犧牲者，但這不是我作為一個藝術家分析的范疇。我所能做的就是在疫情階段，兩三公裡視野之內，畫我力所能及的東西，我會盡量把我的觀點藏在復雜的背景裡，而不去簡單地評價這個運動的真偽或好壞。”

有一張畫，叫《我陽台左側的歡呼聲》，畫的是紐約人在疫情高峰期間，每天傍晚一起為醫護人員鼓掌歡呼的場景。這是劉小東這次在紐約見到的最令他感動的場景，“每到7點的時候，有一聲長號吹起，有鼓敲起來，所有的門窗都打開，大家有的上房頂，有的就在窗戶裡拿著盆兒敲，我也跟著一起敲。敲完以後又有悠揚的歌聲，錄音機裡的歌。隔很遠的窗戶，看不清臉，但每天那個時候都能互相看見，互相揮手，你知道他在，他知道你在，大家有一種心照不宣的愛，非常令人動容。”

那幅畫裡，日暮時分，余暉猶存，人們從自己的樓裡探出頭來，都是小小的影子，沒有膚色之別。

一出悲劇，一出喜劇現在劉小東每天早上10點起床，吃完早飯跟著電視裡的《老友記》學英語，中午給家人做飯，下午畫畫，晚飯後出門散步，回來後上網看個電影，過了午夜開始喝點小酒自我放松，2點之前入睡。這個作息，除了學英語，跟在北京的時候沒有區別。太太女兒陪在身邊，一家人小日子過得也挺溫暖。朋友往來比在北京時當然少很多，但這也不是太大的問題。“又不是年輕小伙子了，年輕時離開朋友很難，現在准備好一個人離開這個世界，挺好。”56歲的劉小東說。

如果說想見誰，那就是老家的媽媽。在北京時整天忙事業，回老家陪媽媽的時間不夠。可是就算沒有被困在紐約，劉小東也不確定他能見到媽媽，中國疫情期間管制嚴，城市之間流動障礙重重，一個朋友的母親在南京去世，朋友人在無錫，都沒能過去見最後一面。“很多人性的東西都被壓縮了，以後自在的日子會不會越來越少？我個人生活挺美滿的，沒有個人的憂傷，我所有的憂傷都跟這個有關。”

思鄉還是有的，但劉小東想念的並不是那些吃食玩意兒，而是別人說的話甚至一個眼神都能懂的那種感覺。有時候，他會在手機上聽中國歌，從汪峰、周傑倫、李宗盛聽到西北民謠歌手張尕慫。“聽見這些歌會傷感，不知道歌曲帶來的情感會那麼強烈。離開母文化時間久了，你對母文化的那種感受力會無限放大。”

劉小東作品《THANK YOU》（左）、《紐約大學》（中）、《哈德遜河》（右）。（滑動顯示更多圖片）

這種藝術家與母體文化之間難以割舍的聯系就像風箏的線一樣，是依托也是束縛。這些年，他走南闖北去畫畫，卡塔爾、以色列、格陵蘭、古巴、英國、美國、意大利。“我其實就是在鍛煉自己這點兒心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知道我後半生的命運會隨波逐流到哪裡，萬一因為什麼原因我被甩出了中國，我還能不能從事我熱愛的工作，也就是畫畫這點事？很多人說離開母體你就會營養枯竭，對於文藝創作，這是個真命題還是個偽命題，我要用我的一生去尋找答案。我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我一直在思考，人生到底是事業重要還是自在重要？”

對於這個問題，劉小東或許不必馬上回答，旅行社已經幫他訂到了10月份直飛北京的機票，如果不出意外，他應該能趕回家享受北京的金秋。可是對於這個走到了2020年的紛亂的世界，“回去”就不是一張機票就能解決的問題了。

在6月12日的日記裡，劉小東寫道：“2020年，我們知道世界不太平，世界亂了。我們都想這一年快快過去，在日歷上鏟除這一年，回到從前，即使從前也不完美。”那一天，新聞裡說波士頓的一座哥倫布雕像被砍了頭，劉小東傍晚散步時特意去了哈德遜河邊，遙望自由女神像，還在。“抱歉，我聯想多了……願藝術長存，文明永續。”他在這篇日記的結尾說。藝術和文明受到威脅了嗎？他說他的確有此擔心。“社會情緒的變動，宗教的強勢，不允許另一種觀點存在。社會越發展，人越回歸自己的根，為了保護自己的根不惜摧毀別的文明，這種現象在很多地方已經發生了。”

藝術家對此無能為力。“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選擇的能力了，有選擇能力的是政治家，我們只能感歎現實像一幀幀電影膠片從你眼前掠過。我已經不再相信歷史，只相信眼睛能看到的局部歷史，我把目力所及的歷史畫下來，至少我沒有自己騙自己。”

劉小東說，看2020年前後的世界就像在看兩部電影，一出是喜劇，一出悲劇。喜劇裡每一個鏡頭都不令人滿足，因為結尾會更快樂；悲劇裡每個鏡頭都值得珍惜，因為結尾會更慘。“但不管世界往哪個方向走，現在都是最好的。”他說。

對於一個曾經說過自己“始終對現實報以敬意”的寫實主義藝術家來說，這句話無疑是真心實意的。可面對一個如此殘酷的現實該如何報以敬意？如果我們回不去了，又該如何面對一個更加殘酷的未來？

“有兩種佛，一種坐蓮花座，他是走在前面帶著人們進入極樂世界的；一種坐金剛座，他是留在最後，等人們都受渡之後才走。這種金剛座的佛給我特別深的觸動。”劉小東說，“不管現實怎麼殘酷，都讓我們留到最後吧，逃能逃到哪兒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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