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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時代，在一秒鍾內看到本質的人，和花半輩子看不清的人，命運自然是大不一樣。愛因斯坦是個大牛人，但我認為他最牛的地方不是發現了相對論，而是他對政治的高度敏感。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國總理，德國進入納粹時代。就在同一天，愛因斯坦攜妻子愛爾莎一道，成功逃離德國，踏上了去美國訪問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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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對猶太人的歧視、迫害，早在希特勒攫取最高權力前就已經開始了，只是程度遠沒有後來那麼嚴重，但愛因斯坦還是從一些納粹的日常表現中看到了危險。

　　1931年，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愛因斯坦表明了自己想要放棄德國國籍的想法。“議會的解散，經濟的崩潰，納粹分子的巷戰，共和黨的軟弱，所有這些預示著將要到來的災難。”在希特勒還沒有執掌政權時，愛因斯坦就在考慮永久地離開德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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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一個由美國資助、旨在“增進德-美友誼”的訪問團向愛因斯坦發出了邀請。愛因斯坦迅速抓住這一來自國外消息的暗示，在希特勒就任總理的當天成功逃離了德國。

　　希特勒一上台，便立即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清除猶太人的文化影響。1933年3月2日，愛因斯坦，還有一批藝術家和作家，遭到了納粹黨報《民族觀察者》的猛烈抨擊。

　　1933年3月10日，愛因斯坦在美國發表講話：“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只願意生活在一個政治自由、寬容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裡。言論自由和書面發表政治意見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個部分，尊重個人信仰是寬容的一部分。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在那裡，特別是那些以促進國際間相互理解為事業的人正慘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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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負責宣傳的戈培爾煽動了德國國內的“焚書行動”（焚燒政治上不正確的圖書）。詩人海因裡希･海涅曾經預言性地認為，從焚書到燒人僅有一步之遙。

　　遠在美國的愛因斯坦拒絕了德國大使讓他返回德國的命令，而是乘船返回歐洲，於5月26日到達布魯塞爾的德國公使館，交還護照，宣布放棄德國國籍。從這一刻起，愛因斯坦永遠地與德國斷絕了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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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因斯坦同樣對納粹有清醒認識的人還有德國的哲學家卡西勒。

　　卡西勒是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的重要代表，《符號形式的哲學》和《人論》的作者，也是猶太人。


　　1933年春天，希特勒當上德國總理不久，卡西勒就洞察了納粹的本質，他毫不懷疑納粹會做出任何瘋狂的舉動。

　　“將猶太人趕盡殺絕”是納粹黨的目標，這一目標也從來沒有改變過。但是在希特勒剛上台時，他感到自己的權力還不夠穩固，還必須注意自己在國際上的形象。因此，他在對猶太人的政策也經常有反復，時而進行殘酷的迫害，時而又似乎有所緩和。這種斷斷續續的緩和哄騙了相當多的猶太人，他們認為，事態很快就會變好，或者將穩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

　　但卡西勒從納粹的行動綱領和日常表現中看清了納粹主義的本質。納粹主義本質上具有非理性的毀滅性，它的終極目標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對猶太人的迫害，而是對猶太人的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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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勒私下對妻子說：“我們這種人在德國沒有什麼可追求，也沒有什麼可期盼的了。”又說：“我猜想這個政權將持續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惡可能持續一百五十年。”

　　1933年5月2日，希特勒當上德國總理後的第四個月，卡西勒辭去漢堡大學校長職務，及時逃離了德國，他先是在英國牛津大學講學，後又去了瑞典和美國授課，1945年在紐約逝世。

　　思想家弗洛伊德

　　當戈培爾焚書的消息傳到另一位思想家弗洛伊德耳裡的時候（弗洛伊德的書也在焚毀之列），生活在維也納的弗洛伊德頗為天真地說：“他們進步多了！要在中世紀，他們燒掉的就是我了，如今他們只燒我的書就感到滿意了。”

　　此時的弗洛伊德認為納粹只會焚書，不會燒人。至少，作為奧地利公民，弗洛伊德認為自身是安全的。

　　但弗洛伊德的天真很快就碎了一地。1938年3月11日，德軍侵入奧地利。

　　朋友們勸說和催促弗洛伊德盡快離開，但弗洛伊德極不情願，他回答說：移居海外猶如戰士放棄了自己的崗位。

　　朋友最終用“泰坦尼克號”上二副的故事說服了弗洛伊德。當“泰坦尼克號”開始下沉、鍋爐爆炸的時候，二副萊托勒被氣浪頂到海面，得以幸存。後來，在接受審訊時，萊托勒這樣回答為何棄船而逃的訊問：“我從來沒有離開船，是船離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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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的障礙，既來自於外在的制度，也來自於內在的認知。“我從沒有離開奧地利，是奧地利離開了我。”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了弗洛伊德安慰。

　　弗洛伊德終於下定決心帶全家移民英國，但此時已經困難重重了。“德軍飛機搶占了各飛機場，維也納街頭爬滿了納粹坦克。長期隱蔽的奧地利納粹分子們湧上了大街，他們穿著褐色襯衫，佩帶著萬字臂章。”一夜間，納粹在奧地利已經無處不在。

　　萬幸的是，國際社會對弗洛伊德個人的安危表達了強烈的關注。按照總統羅斯福的指示，一輛美國使館的汽車日夜停在弗洛伊德住所附近。一旦弗洛伊德的生命受到威脅，這輛汽車就以美國的名義進行幹預、拯救。

　　迫於國際壓力，納粹德國同意弗洛伊德出境，但是必須繳納超過3萬馬克的“帝國逃亡稅”。弗洛伊德一時拿不出這麼多錢，只能向親友借債。

　　但納粹並不滿足，他們還想從弗洛伊德那裡盡量多搜刮些錢財。1938年3月15日，三名納粹沖鋒隊員沖進弗洛伊德住所，搶掠了家中用以應付日常開支的生活費。一個星期後，沖鋒隊員又闖入弗洛伊德家中進行了更為徹底的搜查，並帶走了弗洛伊德心愛的女兒。

　　由於美國方面的強力幹預，在訊問幾個小時以後，弗洛伊德的女兒總算是平安回家了。

　　在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盤剝、羞辱、恐嚇後，弗洛伊德一家獲准離開奧地利。但還有最後一道手續必須履行：弗洛伊德必須在一份聲明上簽字。

　　聲明是這樣寫的：“我，弗洛伊德教授，特此證明，奧地利歸並德意志帝國後，德國當局，特別是蓋世太保對我顯示了與我在科學界聲譽相當的尊重和禮貌，我完全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行動，並未有任何不滿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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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聲明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但加上了一句話：“我要向每一個人竭力推薦蓋世太保！”蓋世太保以為這是一句贊美他們的話。

　　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乘火車離開了維也納，定居於英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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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逃離的猶太人

　　像愛因斯坦、卡西勒、弗洛伊德這樣及早逃離了的猶太人，相對數字是很小的，有大量沒有逃離的猶太人死於納粹的大屠殺中。

　　這其中，有很多人本來是完全可能在納粹統治的早期逃離的。而他們之所以沒有逃離，最終在大屠殺中喪生，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對於德國的熱愛，一是對於納粹的錯誤認知。

　　很多猶太人已經在德國生存了好多代，他們對德國有著高度的認同，德國是他們的祖國。不少猶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德國沖鋒陷陣，拋頭顱、灑熱血，獲得過榮譽勳章。他們不願意相信德國最終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

　　例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弗裡茨･哈伯便是一位曾經把自己全身心奉獻給德國，並且自以為崇高的猶太科學家。在納粹上台後，哈伯被驅逐出境，因此精神大受打擊，第二年（1934年）便去世了。

　　出於對人性的信任，德國的猶太人也大都沒有料想到會被趕盡殺絕。參與以色列建國、曾任以色列勞工部長、外交部長和政府總理的梅厄夫人在回憶錄《我的一生》中說：

　　“當初所有的人，包括我，做夢也想不到希特勒消滅猶太人的誓言真的會執行。在某種意義上，我認為，這應該歸因於善良人們的起碼信任，我們不相信這種極為邪惡的事情真的會發生——或者這世界會允許這種邪惡發生。這不是說我們容易上當受騙，只是因為我們不能想像當時還不可想像的事。然而今天，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不可想像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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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性”，人的邪惡有時真的是不可想像的。

　　一開始是不願離開德國，等到後來想要離開了，卻為時已晚，只能任由納粹宰割，最終淒慘而屈辱地死在槍口下或毒氣中。

　　一秒鍾看到本質的人和花半輩子看不清的人

　　有一句諺語：“跑得快，好世界。”如何解釋？或許可以用愛因斯坦等人的故事來說。

　　愛因斯坦和卡西勒先跑了，攜全家一起，風清雲淡；弗洛伊德跑晚了，扔掉一大筆財富，還飽受各種刁難，但總算是跑了；剩下的那些在大屠殺開始後才想起要跑的，則完全跑不了了。

　　歷史告訴我們：在任何時代，在一秒鍾內看到本質的人，和花半輩子看不清的人，命運自然是大不一樣。

　　任何暴政的改變，不可能冀望暴政制定者的自我覺悟。不願與納粹同流合污，又沒有勇氣和條件正面抗爭時，便只有死亡和逃亡兩種選擇了。

　　《阿甘正傳》裡的阿甘說，“你若遇上麻煩，不要逞強，你就跑，遠遠跑開。”“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結果往往出人意料。”

　　愛因斯坦之後，也還有很多卓越的科學家先後逃離了德國，其中就包括被譽為“原子彈之母”的邁特納。如果這一大批全球頂級的科學家留在德國，為希特勒服務，那麼制造出第一顆原子彈的也許是德國了，很難想像今天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愛因斯坦逃離德國後，遭到德國上下的一致批判，甚至遭到蓋世太保的跨國追殺。愛因斯坦生前一直憎恨他土生土長的德國，正如《愛因斯坦的一生》的作者傑根･納菲所說：“愛因斯坦憎恨納粹，因此也憎恨德國人，他當然也憎恨德國。”

　　但是，在今天的德國，還會有人否認愛因斯坦是一個愛國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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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至少有超過30間學校以愛因斯坦命名。在德國有愛因斯坦旅游路線，游客可以參觀愛因斯坦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有關愛因斯坦的電視節目和書本更是層出不窮。

　　2003年，德國曾經舉行過一次“德國偉人”的評選活動，有數百萬的電視觀眾參加了投票，愛因斯坦進入“偉人榜”的前10位。

　　2005年是愛因斯坦逝世50周年（1955年4月18日，愛因斯坦與世長辭），德國政府把這一年定為“愛因斯坦年”，舉行了各種各樣大型紀念活動。甚至在總理大樓和其他政府大樓外牆上，用紅色油漆描繪上“E=mc2”的巨型字樣。

　　“國家是為人而設立，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愛因斯坦說過的這句話，今天被刻在德國政府大樓上。從納粹時代走過來的德國人民已經相信：國家應該是人民的保護者，而人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