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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2008-02-27    梁羽生    人民網《讀書》頻道    點擊: 5973


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

    正文之前的閒話

    金應熙似乎是一位頗有爭議性的學者。比如說他是否“背叛師門”，又比如說他在學術上的“定位”，等等。

    但有一點應無異議，他是地道的“港產”學者。中學讀的是名牌的英皇書院，在香港高中會考中名列榜首；大學讀的更是港人公認的最高學府香港大學，年年都考第一，獲獎學金。用“港話”來說，即Made in Hong Kong，貨真價實。

    至於受教於金應熙，則又是另一番機緣巧合了。我在嶺大讀的是經濟系，金應熙則是歷史系的講師。經濟系允許學生選讀一科文科課程，我就選了金應熙開的“中國通史”。何以選他，一來因為興趣，二來亦多少有點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嶺大最年輕的講師，在當時一班要求進步的學生群中，又年輕、又“左傾”的老師是最具吸引力的。

    簡又文視我如子侄，金應熙則自始至終把我當作朋友。他不但絲毫不以師長自居，甚至完全消除了師生的界限，例如可以互相作對方的戀愛參謀。

    初時我還以為他是對我特別客氣，因為我是“帶藝投師”的，後來發現他對比較接近的同學，都是如此，而且對任何人亦都是毫無架子。

    在他去世後，我在《嶺南校友》讀到一班相識的老同學給他的挽聯聯語見王屏山、梁石、胡景釗等人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致新華社香港分社及鄒雲濤女士的唁電。：

    亦師亦兄亦友；
    重學重德重情。

    我不覺潸然淚下。雖然在我大學畢業之後，和金師見面的機會不多，四十多年，大概也只有十來次吧（“文革”期間，更是根本未曾一見），卻也沒有疏離之感。金應熙在我的心目中始終是一位“亦師亦兄亦友”的良師。

    但畢竟是會少離多，許多有關他的事情，都未能向他求證。一九八七年年底他回港工作，我已移居悉尼。如參與商，相見無從。最後一次見面在一九九一年三月，由於我是匆匆來去，亦無深談機會。見面後不到三個月，他就去世了。所以我所寫的只能是我所認識的金師（主要是在嶺大這段期間）。治史者重視第一手資料，對於他的身後是非，我是沒有資格發言的。有的只是所感、所思，而這些感、思，也只是憑過去的認識得來。錯否不自知，只能求教於對金師認識更深的智者。金師友朋弟子遍天下，這樣的智者當不難求。是為正文前的閒話。

象棋?武俠?詩詞金應熙以"博"著名

    金應熙在學術界以“博”著名，對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對他的博學則是眾口交譽。

    我不是他的“本門弟子”，若用禪宗的說法，或勉強可稱“教外別傳”。因此我不想正兒八經地談學術，而是談一些可能被人目為“不務正業”的玩意。

    我在大學時代和金應熙比較接近，有許多原因。“氣味相投”是其中之一，我們有幾樣共同的愛好。第一樣是象棋，我最初是學圍棋的，後來因為圍棋對手難覓，改下象棋。經常廢寢忘餐，自己和自己下棋（擺棋譜），但迷的程度還不及他。

    他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時候（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就是著名的棋迷了。有個關於他迷上象棋而失掉留學機會的趣事。三十年代的港大學生，是比較崇尚英國的紳士風度的，只有金應熙不修邊幅，經常和街邊“擺棋”的職業棋手下棋。有一次他下得迷迷懵懵，忘了回校的時間。他是寄宿的，回到學校，已是深夜，宿舍之門已關。他在校園隨便找個地方躺下，沒想到那正是某一洋教授的寓所的門前。第二天一早，洋教授出來，要不是發現得早，幾乎踢著他，教授大不高興。本來他在港大是年年考第一的，按規定應有得到校方保送留學英國的資格，由於該教授的反對，遂作罷論。

    我從金應熙的學生“升級”成為他的棋友，說來也有一段趣事。一九四七年，我獲得嶺大象棋比賽冠軍，有一盤棋是我以後手屏風馬打敗勁敵的，甚為得意，遂填了一行詠屏風馬調寄《鷓鴣天》的詞：

    天馬行空信不羈，銀河浪湧小龍駒。控弦並轡雙雙出，足下風雲共護持。
    強敵破，虜灰飛，昆侖東海任由之。連珠炮發何能阻，渴飲清泉到玉池。

    詞的起句和結句都和馬的運用有關，“天馬行空”是局法名稱，“雙馬飲泉”是象棋的基本殺法之一。“銀河浪湧小龍駒”、“控弦並轡雙雙出”兩句則是描寫河頭馬和連環馬。歷來有關象棋的吟詠，都是偏於當頭炮的，專題屏風馬的則難得一見（我孤陋寡聞尚未見過）。我並不是覺得自己這首詞寫得好，但似乎還算得是“內行人語”，遂投到校刊發表。金師見了和我說：“原來你也欣賞屏風馬，看過李慶全的對局沒有，他雖然位居‘華南四大天王’之末，但屏風馬用得極好，值得研究。”“華南四大天王”為黃松軒、馮敬如、盧輝、李慶全。那天恰巧他有空，我們就下了兩盤棋。

    第一盤，我先行，以當頭炮猛攻他的屏風馬，他果然名不虛傳，著法綿密，防守得滴水不漏，幾乎給他反先，只好急急兌子成和。第二盤他先行，還以當頭炮。我不上馬而用順手炮對付，他似乎有點詫異，我知道他想問什麼，也不先說，一心專注繼續下棋。中局我試用自創的變著，或許有點出乎金師意料之外，此盤則是我後手反先，不過結果還是成和。

    對局終結，他果然就問：“因何你不用屏風馬?你那首詞……”我這才有機會向他解釋：“金師，你有所不知，我最弱的一環正是屏風馬。我喜歡用進攻來代替防御，所以不論先行、後走，我都是動炮（順手炮或列手炮）。只因那天和我比賽的某君，實在是個勁敵，他熟悉我的順手炮走法，我不得已才使出我從未用過的屏風馬。勝了他，我都覺得僥幸呢。怎敢用來對你這位屏風馬的大行家。”金師哈哈笑道：“我也上了你的當了。我本來准備和你斗屏風馬的，准備好了的那套，結果白費工夫。”我說：“你熟讀兵書，再下我是下不過你的。”

    金應熙的“熟讀兵書”，也確實到了驚人地步。他喜歡搜羅棋譜，古今並集，且往往有第一手的最新資料（現場抄錄的名局）。一九三九年，“六王奪鼎賽”在香港文園酒家舉行徐驥、褚石編著《廣州棋壇六十年》，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六王奪鼎賽”紀事詩見卷一徐驥之《自題棋史並答謝梁羽生先生》。有關“近代棋壇盛衰”之論述，見卷一梁羽生序。，參賽者既有本地棋王，亦有外來國手，隱隱含有“對抗”意味，更加引人注意。結果由早已擁有“七省棋王”銜頭的周德裕奪魁，董文淵第二，盧輝第三。“六王賽”不僅轟動一時，對往後棋壇亦有深遠影響。中國象棋史家徐驥在他的專著有紀事詩同上。雲：

    戲馬猶存舊將台，文園奪鼎挾風雷。
    雲飛鳳去六王畢，又見楊陳曠代才。
    （自注：一九三九年香港文園“六王奪鼎賽”事已風流雲散）

    “六王奪鼎賽”期間，金應熙是文園的座上客，偶有缺場，亦必補錄。我曾見過他的手抄本。

    近代棋壇的盛衰，似乎是由北而南北起滬、揚，南為穗、港。自三十年代開始，港穗就雙翼齊飛，骎骎然有取代上海、揚州，而成為另一象棋中心的趨勢。在香港，一九三○年爆發的東南大戰象棋史上的“東南大戰”指一九三○年十月間在香港舉行的華東、華南選手比賽。代表華東的選手為周德裕、林奕仙，代表華南的選手為李慶全、馮敬如。結果成和。掀起了象棋熱潮；一九三四年周德裕入《華字日報》主編象棋專欄，影響尤為巨大。他編印的四十八課《開局法》，得者視同秘笈。在廣州，一九三一年舉行的第一次全省象棋賽，就殺出了“華南四大天王”，棋風熾盛，比之香港，猶有過之。金應熙三十年代在香港讀書，四十年代在廣州教書。受兩地棋風的影響，自不待言。是故他不但對周德裕的開局法了如指掌，對“華南四大天王”的專長“華南四大天王”黃松軒擅長當頭炮，馮敬如擅長單提馬，盧輝擅長五七炮，李慶全擅長屏風馬。，更是如數家珍。象棋在民間十分流行，但棋譜卻並不易找，尤其在抗戰時期。像我，讀得比較熟的就只有《橘中秘》與《梅花譜》這兩本古譜，這是像《三字經》、《千字文》之類，只堪列為入門書的，比起金師差得遠了。

    嶺大畢業之後，和金師下棋的機會更少了。“四十年來幾局棋?”真是屈指可數。但另一方面，我和象棋卻有了更多的接觸，完全是由於工作的關系。

    我在香港《大公報》工作，初時做翻譯，不久就調到副刊部門，擔任《大公園》編輯。《大公園》是個綜合性副刊，設有象棋專欄，由我兼任主持，負責組稿與審閱。楊官璘的《棋國爭雄錄》就是在這個專欄發表的。另外我還替《新晚報》寫棋評，並以該報象棋記者名義，采訪重大賽事，包括全國棋賽、亞洲棋賽在內。由於工作關系，許多象棋大師的對局，我都是在第一時間取得的。當我研究這些對局時，我常在想：“要是金師在這裡，那該多好!”我也曾與許多一流高手楸枰對弈，當然都是我勝少敗多。對高手中的高手楊官璘，我更是輸得一塌糊塗，從沒勝過他一局。而這時的我，大概可以比金師略高半先。我真想和金師探討：“為什麼我們和這些高手，總好像有個不能逾越的差距，恐怕不僅僅是業余與專業之分（近年有個陶漢明，就是以業余棋手的身份，獲得全國冠軍的）業余棋手陶漢明，一九九四年全國冠軍。，也不僅僅是限於天分吧。”可惜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時，沒時間問這“無關重要”的問題，永遠得不到他的回答了。

    不過在這四十多年當中，有關他迷於棋的趣事倒時有傳來。例如下面一個。

    “據說在‘四人幫’被打倒之後，某公安部門請他去做一個政治報告。演講完畢，他一個人回去，走到街上，看見有人下棋，他就蹲在街邊觀戰。有個人民警察跑來趕走這堆阻街的人，他大概起身得慢，給警察踢了他的屁股一下。他站起來，警察一看，吃一驚道：‘你不是剛才做報告的那個教授麼?’金說：‘不錯，我就是。’摸摸屁股，笑一笑也就走了。”梁羽生，《雜寫金應熙》，《筆?劍?書》，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三十三頁。

    最後一件有關他與象棋之事可用廣東社科院悼金文中的這一句話來說明：“他（金應熙）曾表示在晚年實現《中國象棋史》一書寫作的夙願。”

    此願落空，令人傷感!於我，更有特別的感受。一九八一年五月，褚石、徐驥編著的《廣州棋壇六十年?卷一》在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序文中有一篇是我寫的。我說：“中國象棋源遠流長（有史可考的唐代寶應象棋已具現代中國象棋雛形），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販夫走卒，喜歡下象棋的不計其數。可以說是最普遍的民間娛樂。但時至今日，仍未見有一本完整的《中國象棋史》出現，思之能不令人興歎!”金應熙是廣州棋會顧問，也曾為《廣州棋壇六十年》題字，相信當會看過我這篇文字。他的“夙願”急於在晚年實現，不知是否因此而受觸動，但我則更加“興歎”了。

    但金應熙未完的“夙願”又豈止象棋史，連香港通史，他都尚未完成呢!

我何以會寫武俠小說？"遠因"乃師金應熙

    我寫了整整三十年的武俠小說，但在二十歲之前，我讀的武俠小說其實不多，成為“迷”是在進入大學之後。我何以會寫武俠小說，“近因”自是由於羅孚的“催生”，“遠因”則是金應熙的影響（雖然他自己不寫）。“近因”早已有人寫過龍飛立，《劍氣簫心梁羽生》，《梁羽生及其武俠小說》，香港偉青書店，一九八○年再版。“遠因”就讓我自己寫吧。

    記得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與華羅庚教授在英國的伯明翰初會，那時他剛剛讀完我的《雲海玉弓緣》，覺得很有趣，認為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我真想告訴他，在我的童年時代，我看的武俠小說並不比別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為父親是孔孟之徒，從小就要我念《古文觀止》、唐詩宋詞。他雖無明令禁止，但卻是不喜歡家裡的孩子讀無益的“雜書”，尤其是他認為“荒唐”的武俠小說（關於我的“家庭教育”，我在《與武俠小說的不解緣》一文已有敘述，此處不贅）。

    心理學家說，童年、少年時代所欠缺的東西，往往在長大後要求取“補償”。我在大學時期，大量地閱讀近代武俠小說，或許就是基於這種“逆反”心理。

    但如果沒有碰上金應熙，這種“逆反心理”可能還是止於欲望，最少不會這樣快就成為武俠迷。

    武俠小說屬於“俗文學”范疇。陳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學的，他有《論〈再生緣〉》一書，將這部清代才女陳端生著的彈詞小說，拿來與希臘、梵文諸史詩比較陳寅恪，《論〈再生緣〉》(手抄本，一九五四年；香港友聯本，一九五九年）。對它的傳奇性和藝術性均表推崇。金應熙雖無涉及“俗文學”的著述，但他沒有“自設”的雅俗之“障”，則是和乃師一樣。四十年代，還珠樓主和白羽的武俠小說最為流行。這兩人都是多產作家，單說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就有五十集之多，而且是還未完成的。要不是後來大陸禁止出版武俠小說，還不知要寫到多少集呢。金應熙可真是個標准的武俠小說迷，還珠、白羽的新書一出，他必定買來看，並且借給與他有同好的學生看。我不但和他借書，且還經常和他談論武俠小說，談到廢寢忘餐。我們除了談論小說本身的特色和技法之外，也往往“旁及”其“附屬”的文學性，例如《蜀山劍俠傳》的回目。

    章回小說的回目是講究平仄對仗的，還珠樓主的回目往往就是一副非常精彩的佳聯。限於篇幅，試舉幾例。

    寫情的――

    生死故人情，更堪早歲恩仇，忍見鴛鴦同並命；
    蒼茫高世感，為了前因魔障，甘聯鶼鰈不羨仙。

    寫景的――

    大地為洪爐，沸石熔砂，重開奇境；
    長橋橫聖水，虹飛電舞，再建仙山。

    這個回目是寫“峨嵋開府”（《蜀山劍俠傳》中的重頭戲）的神仙境界的。仙家景物本來純屬幻想，在他筆下卻是極具“動感”，令人有如現場目睹此一“開府工程”。

    談禪的――

    彈指悟夙因，普度金輪輝寶相；
    聞鍾參妙諦，一泓寒月證禪心。

    這個回目是寫高僧天蒙禪師對女弟子（葉繽）略示禪機、恩賜法名一事。書中寫：“大師笑道：‘你既虛心下問，可知殿外鍾聲共是多少聲音?’葉繽躬身答道：‘鍾聲百零八杆，只有一音。’大師又道：‘鍾已停擺，此音仍還在否?’葉繽又答道：‘本未停歇，為何不在?如是不在，撞它則甚。’大師笑道：‘你既明白，為何還來問我……’”葉繽因此得名“一音”。“一音”的取義出《維摩經》：“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個隨所解。”從這一回書看來，還珠的佛學是宗禪宗的。禪宗要義在於“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此它的教學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常以簡潔突兀的問答為教學手段。

    陳寅恪佛學之精深，世人皆知。金應熙通梵文，且曾身受其另一業師許地山之熏染，有志於在宗教史上有所建樹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三聯書店，一九九五年出版。，是故對於談禪說偈，自是優為。雖然他是站在馬列主義者的立場來談佛學，但絕非“左傾”幼稚之輩，對佛學全盤否定。我在少年時代對佛學亦曾略有涉獵，且在“新”、“舊”之間，亦正是處於“彷徨求索”的階段，所以我們才可以暢言無忌，取得共鳴。武俠小說涉及的方面甚多，金應熙在每一方面的知識都足以做我的老師，我和他談武俠小說，比我在課室中聽他的課獲益還多。

金應熙妙念李商隱現代詩少不了毛澤東

    我和金應熙共同的愛好，象棋、武俠之外，還有詩詞。

    據說“一九五八年曾有人問金應熙懂得多少首唐詩，金回答：‘大概兩萬多首’。問者無人懷疑回答的真實性”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三聯書店，一九九五年出版。。《全唐詩》總數也不過四萬余首，若然，則可能是超過《全唐詩》的半數了（要看“兩萬多首”的“多”字“上限”何在）。不過，我對此說，亦無懷疑。因為每有學生（包括我自己在內），來問他某句詩詞的出處，他都可以把整首念出來，並解釋其中僻典。“懂得”加上“記得”，尤其“難得”。

    唐代詩人中，他又似乎特別喜歡李商隱的詩。李商隱的詩以難懂著名，“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元好問《論詩絕句》）。一首《錦瑟》（以起句“錦瑟無端五十弦”的開頭二字作為詩題，實質亦等於是“無題詩”）就不知引起多少注家的爭議，有的說是“愛情詩”，有的說是“政治詩”，有的說只是李商隱發牢騷的“自傷之詩”……陳寅恪治史，甚重歷史人物的婚姻關系，晚唐有“牛（牛僧孺）李（李德裕）黨爭”，李商隱曾得牛黨的令狐楚提拔，後來又娶了李黨王茂元的女兒，在當時的黨爭中是去牛投李，為人非議。陳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就是這樣說的：“至於李商隱之出自新興階級，本應始終屬於牛黨，方合當時社會階級之道德，乃忽結婚李黨之王氏，以圖仕進。不僅牛黨目以為放利背恩，恐李黨亦鄙其輕薄無操。斯義山所以雖秉負絕代之才，復經出入李牛之黨，而終於錦瑟年華，惘然夢覺者歟？此五十載詞人之淒涼身世，固極可哀傷，而數百年社會之壓迫氣流尤為可畏者也!”這段話亦可作為陳寅恪對此詩的注釋。不僅如此，對後來發生的所謂“金叛師門”一案，亦可提供不同角度的理解。

    由於李商隱詩對金應熙有點特殊意義，故此不辭詞費。首先要說的是金應熙的文學觀點。

    金應熙是非常重視老師的創見的，他講中國通史，講到隋唐部分，就是用陳寅恪所創的“關隴集團”一詞，來分析初唐政治的。講到李商隱的婚姻關系，也同樣將他牽入牛李黨爭，但在文學觀點上，他卻不是“索隱派”，而是比較傾向於純文學的。

    純文學派可以梁啟超為代表。梁氏認為：“李商隱的詩，好就好在不容易懂……”藍於《李商隱詩論稿》藍於，《李商隱詩論稿》，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出版。藍於為香港《大公報》前副總編輯、英文版總編輯李宗瀛之筆名。說：“當時並不一定想要傳之後世……李商隱詩之不好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後來那些腐儒故弄玄虛，不肯從字面中求解，而一定要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曲解，越解越玄，使上了他們當的人，如墜入五裡霧中。”對於李商隱人品的論斷，藍於亦有不同的見解。他說：“我在談無題詩時，也多少受到傳說的影響，以為李商隱娶王氏，多少摻雜著在仕途上能夠得到王茂元奧援的希望，但是越多讀李商隱的詩，對他的生平知道越多，也就越覺得這種傳說缺乏根據。”藍於分析了李商隱的一些詩篇，認為是“……不時透露出兩人相互愛慕之情。在封建時代，夫妻之間有這樣真摯的感情，即使在詩人之中也是少見的。從這一點上，也多少可以看到李商隱的為人。盡管王茂元未能提攜李商隱，而李與王氏的感情始終如一”。藍於這本書寫於一九七三年，當時的李義山正被卷入“儒法斗爭”之中。

    對於李義山一些著名的無題詩，應當如何理解，我在嶺大的時候，也曾請教過金師。金師說：“我只能告訴你其人其詩的歷史背景。怎樣理解，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詩詞欣賞，本來就含有再創作的成分。”

    我想，梁啟超說的“李商隱的詩，好就好在不容易懂”，大概也就是這個意思吧。唯其不易懂，就給讀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間”，得以享受“再創作”的樂趣。

    考證、欣賞，是互相關聯的兩面，不可偏廢。甚至連藍於說的那些“腐儒”，亦有其存在價值。他們所索之隱，即使百分之九十九穿鑿附會，只要有一分真的，於歷史研究亦有裨益。

    陳寅恪的“詩文證史”是兼攝中西的手法，雖非陳氏首創，然其遠邁乾嘉（樸學），直入西儒堂奧（主要是二十世紀初，流行於德國史學界的“詮釋學”），已足以為中國之史學開一新境界矣!“陳學”家李玉梅女士在其近著《陳寅恪之史學》李玉梅，《陳寅恪之史學》，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出版。論“詩文證史”見第三章第二節，一六二至二二三頁，周一良評語見“序一”（第一頁）。一書中，對陳氏之“詩文證史”有頗為全面、精辟的論述。“陳門”老一輩弟子、著名史學家周一良譽之為“有關寅恪先生之小型辭典”同上。，“前修未逮，後出轉精”，此之謂歟。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檢閱，這裡就不多說了。

    不過還有一件金應熙念李義山詩的妙事，不可不說。

    有一天我看見他在校園散步，口中念念有詞，好像失魂落魄的樣子。好奇心起，走近前去，聽清楚了，念的是李義山的兩句詩：“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原來當時他正在追一個姓盤的女學生。不過那次追求是以失敗告終的。

    “水晶盤”典出《太真外傳》：“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為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我聽了忍俊不禁，因為盤同學體態豐盈，和漢代那位能做“掌上舞”的趙飛燕，恐怕正好是個對比。

    這兩句是義山詩《碧城》（其一），全詩是：“碧城十二曲闌幹，犀辟塵埃玉辟寒。閬苑有書多附鶴，女床無樹不棲鸞。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李義山的《碧城》詩(共三首）據說是送給女道士的，亦都屬於“難懂”一類。但見老師心情如此，我也不敢索解了。

    追求失敗之後，還有下文。原來這位盤同學是早就有了男友的，在外省大學讀書，那年暑假，來到嶺大探望女友。金應熙給他安排住所，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他自稱對盤同學的感情也早已“升華”了。和金師接近的一班學生，有的說這是“詩人氣質”，有的說這是“馬列主義者的風格”，有的說這是“戇居”。多年後，我把類似金師的戀愛故事寫入小說中，亦受到批評家的指責：“拔高人物，不真實!”

    詩詞方面，金應熙當然不是“只愛古人”，連“不薄今人愛古人”，於他都不算貼切。他是古人今人同樣對待。只要是好詩，他都愛。魯迅和郁達夫的詩，他幾乎都能夠背誦。雖然這兩個人的風格很不一樣。當然還有他的老師陳寅恪的詩，他熟悉得不僅止於背誦。

    六十年代的某一年，我和他在香港相遇，他說：“你對李義山詩還有興趣嗎？我給你看一首寅老寫的《讀義山馬嵬詩有感》。”

義山詩句已千秋，今日無端共一愁。
此日誰教同駐馬，當時各悔笑牽牛。
銀河淺淺褰難涉，金鈿申申詈未休
十二萬年柯亦爛，可能留命看枰收。

（羽生按：清華文叢之二《陳寅恪詩集》九十五頁載有此詩。但此句作“金鈿申申詈休休”，似誤）

    我說：“章士釗的《南游吟草》你可曾見到，其中有兩首章士釗贈陳寅恪的詩。”章士釗的《南游吟草》是他的香港友人劉伯端為他輯印的，非賣品。他說：“在香港報紙上見過一首。”我說：“是否起句為‘嶺南非復趙家莊’那首?”他說：“是。”又說：“我好像也聽說過有兩首。我不便去問寅老。你記得最好。”我不知他們師弟之間已有嫌隙，聽他說未曾見過，便道：“第一首傳抄者甚多，第二首在香港也是很少人知道的。”一面說一面寫出來（此詩前有題記，當時記不齊全。“題記”部分，是後來補抄的）。

    和寅恪六七初度，謝曉瑩置酒之作。曉瑩，寅恪夫人唐女士字，女士維卿先生（景崧）孫女也。

    年事參差八載強，力如盲左壓公羊。
    半山自認青衿識，四海公推白業光。
    初度我來憐屈子，大風疇昔佞襄王。
    天然寫手存閨閣，好醉佳人錦瑟旁。

    金師看了笑道：“這首詩用典較多，有些還是僻典。怪不得不如語淺意深的‘嶺南非復趙家莊’之‘搶手’。”我也笑道：“可見還是通俗的好，最少容易被人接受。”當時我已寫了將近十年的武俠小說了。金師也曾和我討論過章詩所用的“古典”“今典”，後來我寫成了《章士釗的南游詩》、《章士釗贈陳寅恪詩》等篇梁羽生，《筆?劍?書》，十一至二十一頁。，其中部分意見，就是得自金師的。

    李商隱（義山）、章士釗、陳寅恪，一古二今，相隔千年李商隱生於八一二年，章士釗生於一八八一年，陳寅恪生於一八九○年。，風格有異。雖然陳寅恪並不認為李商隱的詩是上品，但他們的詩風卻是比較接近的。章士釗詩則有宋詩的哲學性、論理性，另樹一派。

    我說陳寅恪的詩和李義山的風格接近，主要表現在兩個地方。

    一，他們的詩都有一種遲暮的感傷情調。李義山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遠路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殘荷聽雨聲”；“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陳寅恪的：“萬裡乾坤迷去住，詞人終古泣天涯”；“德功坡老吾寧及，贏得殘花濺淚開”；“江淹老去才難盡，杜牧春歸意未平”；“白日黃雞思往夢，青天碧海負來生”；等等。遲暮情懷，如出一轍。細審之，則李義山多了幾分纖柔，陳寅恪多了幾分愁苦。這類詩篇，也是陳寅恪更多。

    二，他們的詩，都“不容易懂”。藍於說，義山詩之所以難懂，“一是因為他愛用典，而且有的到現在已成為僻典，一是因為他不少詩在當時有所關礙，不得不隱晦”。這個解釋，完全可以用在陳寅恪身上。“古典”“今典”，有如“暗碼”（用余英時的說法），目前，出現的注家已有余英時、馮衣北兩位。立足點不同，“各自各精彩”（港人慣用語）。陳寅恪的詩有如今之西昆體，如果由金應熙來作“鄭箋”，可能更加精彩。金應熙晚年對“陳學”甚有貢獻，收在《中國史學家評傳》金應熙，《陳寅恪》，《中國史學家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中的《陳寅恪》就是金應熙寫的。

    談到現代詩詞，當然少不了毛澤東的。解放之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毛澤東詩詞，只有《沁園春·雪》一首。只此一首，已足以令我們傾倒。後來讀得多了，我覺得毛澤東（詩詞方面的毛澤東），有如一個天分極高的業余棋手，水平亦極不穩定。“佳作”固可傲視蘇辛，“劣作”則似尚未“合格”。毛澤東詩詞的兩大特點，一是才氣，一是霸氣。《沁園春·雪》正是將這“二氣”發揮得淋漓盡致之作。到了晚年，他給我的感覺，已是“才氣漸消空霸氣，翻成粗俗失粗豪”了。粗俗粗豪，一字之差，謬以千裡。

    毛澤東有《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一詞。詞中有兩組對偶句，一組是：“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對仗雖略欠工整，還算不錯。另一組：“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四海”“五洲”、“翻騰”“震蕩”都是同義詞；“雲水怒”“風雷激”也是一樣意思。雖雲可以加強語氣，究有“關門閉戶掩柴扉”之嫌。我當時正在研究龔自珍，又知道毛澤東也很喜愛龔自珍的詩，於是就把毛詞、龔詩，各取一句，集而為聯：“四海翻騰雲水怒，百年淬厲電光開”，並用作小說回目。

    “百年”句出龔自珍的《己亥雜詩》第七首：“廉鍔非關上帝才，百年淬厲電光開。先生宦後雄談減，悄向龍泉祝一回。”“百年淬厲”在原詩是指家學淵源萬尊嶷注，《龔自珍己亥雜詩注》，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出版。，我則用來比喻新中國的興起。中國有如一把寶劍，經過近百年來（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百年，取其約數）水火（苦難）的淬厲，終於大放光芒。有位朋友和我說：“把毛主席的詞句，拿來做武俠小說的回目，不大好吧。”幸好那時“文革”尚未開始，否則恐怕還會給人入以“大不敬”之罪。

    “文革”結束後，我拿這個回目給金應熙看。他說：“四海翻騰雲水怒，百年淬厲電光開”，上句寫空間的壯闊，下句寫歷史的突變，意義完備。賦龔詩以新意，也是一個再創作。我放了心，看來金師還是我所認識的金師，最少，文學觀點上仍是一如往昔。

    但有一點我想不通的是，金應熙能夠背誦那麼多詩詞，我卻從未見過他的詩詞作品。不知是否正由於他懂得太多（只唐詩就有二萬多首），而他又太過追求完美，總覺得難以勝過前人，因而擱筆。

    在象棋方面，他熟讀兵書，卻和國手總有一先以上的距離，恐怕也是不敢創新之故。我所認識的金應熙，並非教條主義者，但要說他已擺脫了“定於一尊”的思想影響，恐怕亦非事實。只就象棋與詩詞而言，他就未能沖破自己所造的繭。

左傾？迷惘？反思金應熙理想的三部曲

    我們那個年代（三四十年代），正是左傾成風的年代。左的思潮，來得更早，早在金應熙出生之前兩年，隨著“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一聲炮響，就挾馬列主義以俱來，沖破了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

    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已經有文化名人在寫“新俄萬歲”詞了。這首詞調寄《沁園春》，發表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如下：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想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眾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於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冰天十萬囚徒，一萬裡飛來大赦書。本為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

    你猜作者是誰，如果不是詞中有“老胡”二字，你猜得著是胡適嗎?

    據《胡適雜憶》一書唐德剛，《胡適雜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年再版。附錄：周策縱，《論胡適的詩》。的“附錄”同上。所記，胡適此詞作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夜。原來在“十月革命”之前，那年三月俄京已經爆發過一次規模頗大的暴動，史稱“三月革命”，作為“十月革命”的先驅了。“烏衣藍帽”是當時俄京參加“三月革命”的大學生的服色。“獨夫‘沙’”即沙皇。

    想不到吧，反對“革命的變革”，宣揚“要一點一滴的改良、進化”，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胡適，當年竟是如此充滿激情，向俄國革命高呼萬歲。胡適尚且如此，何況一班不滿現實的少年。左傾成風，良有以也。有人認為，毛澤東那首《沁園春》也是受到胡適這首《沁園春》的影響的。唐德剛，《胡適雜憶》，附錄：周策縱，《論胡適的詩》。

    余生也晚，並沒受到胡適影響，在左傾方面影響我的，首先是抗戰時期的《救亡日報》，後來方是金應熙和嶺大一班“進步同學”。

    抗戰初期，國共合作，《救亡日報》應運而生。郭沫若掛名社長，夏衍主持。創刊於上海，隨戰火而南遷，一遷廣州，再遷桂林。桂林時代的《救亡日報》已經從“國共合作”的報紙，變為從“頭”（頭版評論）到“尾”（報屁股副刊）完完全全的“左報”以至“共報”了。因此之故，新四軍事件（一九四一年一月）後被迫停刊。

    《救亡日報》好似為我們打開一面窗戶，它報道共區的“新貌”，報道共軍的抗敵事跡。年輕人求知欲強，好奇心重，《救亡日報》的評論和報道正好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當然，還有副刊，特別是那些短小精悍的雜文，我們都很愛看。許多左翼作家，也是在《救亡日報》開始認識的。

    如果把《救亡日報》比作“開窗者”，則金應熙堪比“指路人”。我認識他的時候，在他身邊正圍繞著一班進步同學（差不多都是嶺南“藝文社”社員）。我們偷偷傳閱毛澤東的著作，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向金應熙請教。陳寅恪有論中國近代之學術思想的名言曰：“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鹹有顯著之變遷。” 見胡守為為《陳寅恪之史學》所寫的序。“外緣薰習”，佛家語。“薰習”亦作“熏染”。“外緣”與“內因”對稱，例如種子是“內因”，必須有適當的土壤、水分、陽光這些“外緣”，種子才能發芽生長。此即“因緣和合”之說也。“熏染”則與“共業”有連帶關系，生在地球上的人緣由“共業”。同是地球人，香港人和大陸人又有很大不同。是故大圈圈內有小圈圈，大“共業”中有小“共業”。各個圈圈的種種現象，均由有“共業”者的“熏染”而成。更縮而小之，在我們那個時代，同在康樂園（嶺大校園）而又以金應熙為核心的那個小圈子亦是“共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師友間交互影響等構成“外緣薰習”。我覺得陳寅恪此論，同樣可以適用於個人的思想變化。

    陳寅恪是把“世局激蕩”置於“外緣薰習”之上的，對我（相信對金應熙也是一樣）而言，確是如此。抗戰勝利，大家以為可以松一口氣，誰知內戰繼之而起，越來越劇。“國統區”內，貪污腐化，亦是與日俱增。物價飛漲，民怨沸騰。到了金圓券出籠（一九四八年八月），政府嚴令有黃金外幣者必須兌換此券，而此券瞬息即成“廢柴”（無用之物），一時“反內戰、反饑餓”呼聲四起。“中國大地已經容不下一張書桌!”一向潛心治學的大學問家陳寅恪也禁不住而有《哀金圓》之作。這也是在《陳寅恪詩集》中最長的一首七言古詩，開頭四句，即點出金圓券之為物與“廢柴”等。“趙莊金圓如山堆，路人指目為濕柴。濕柴待幹尚可爨，金圓棄擲頭不回。”中段寫搶購風潮、民生疾苦種種慘狀：“米肆門前萬蟻動，顛仆叟媼啼童孩。屠門不殺菜擔匿，即煮粥啜仍無煤。人心惶惶大禍至，誰恤商販論贏虧。百年互市殷盛地，怪狀似此殊堪駭。有嫠作苦逾半世，儲蓄銀餅才百枚。豈期死後買棺葬，但欲易米支殘骸。悉數獻納換束紙，猶恐被竊藏襟懷。黃金倏與土同價，齊高弘願果不乖。”搶購起風潮，人人只要貨物，不要金圓券。搶購米糧最為厲害，力弱的老翁老婦只有“碌地”的份兒。最後弄到屠夫不肯殺豬牛，賣菜的小販也藏匿起來。想煮粥吃也沒煤炭。又通過一個寡婦的“棺材本”也被吞沒的事做例子，具體說明金圓券之災。最後點出亂源所在：“金圓數月便廢罷，可恨可歎還可咍。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覊末梁栋词nＢ以此潿嘀饕蛞唬�民灶欩致窛擑詭�！背亂�恪灾q飫鎦Ｖ刂賦觶�国民党失败掉[饕穎�并非是由釉熛娺��共产党，而是因为失了靡O摹�

    這首詩是在一九四九年（己丑）夏天寫的，推前幾個月，廣州口傳的一副春聯（是否曾公開張貼，不得而知）亦已有同樣的抒發。聯曰：“金圓，今完，完了晦氣歸舊歲；己丑，已有，有些希望接新春。”梁羽生，《名聯觀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陳寅恪之詩可作上聯解釋；下聯“希望”雲雲，則因在那年春節前，國共和談開始作“試探性”的接觸也。

    時局的惡化，是直接促使百姓思變、青年左傾的主因。同時也造成了嶺大風氣的改變。嶺大是教會大學，校園環境優美，有如世外桃源。學生一向不大理會政治。但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已不由你不理了。早在陳寅恪作《哀金圓》之前的兩年左右，國民黨的“大廈”已經有了“將傾”的跡象。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軍事的逆轉。本是國優共劣的，漸漸轉為國共相持、互有進退。踏入一九四八年，劉（伯承）鄧（小平）野戰軍千裡躍進大別山，揭開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陳（賡）謝（富治）兵團渡過黃河，挺進豫陝鄂邊；陳（毅）栗（裕）野戰軍攻入豫皖蘇。三路大軍，互相配合，馳騁於江河淮漢之間，與國民黨互爭先手，逐鹿中原了。

    而這個時期的金應熙，也好像開始把自己研究的重點從學術而轉向政治了。他應學生的要求，舉行不定期的時事報告，他是綜合外國通訊社加上新華社所發的英文稿的，資料翔實，分析全面，很受學生歡迎，每次都有“爆棚”之盛。

    對我而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容慶和，容慶和當時在香港《大公報》工作。金應熙則正在致力於“四裔學”的研究，“四裔學”是研究古代中國邊疆少數民族的一門學問，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 L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聽就頭痛。有一天他和我談起容慶和，說容是他朋友之中對解放戰爭的進展最為關心也最為熟悉的人，各個戰場的變化，雙方的兵力部署、番號等等他都有研究，比當時上海一家知名雜志（《觀察》)的軍事記者有過之而無不及。說後微帶感喟地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的‘死去了’的東西，他熟悉的是現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更有意思的是，過了不到兩年光景，我也入了《大公報》，和容慶和（筆名沙楓）見本書《悼沙楓》一文。成為同事，沒多久更從同事而成為好友。他聽了我轉述金應熙這段話，也是微喟笑道：“他怎麼倒羨慕起我來了。我做的資料工作，誰都能夠做。他研究的‘四裔學’，卻有幾人能夠？那才更有意思呢。”沙楓在《大公報》，是左派眼中的“右派”，他只是個腳踏實地的新聞從業員。

    又過了四十年光景，我才知道金應熙當年何以曾有志於“四裔學”的研究，又何以感喟頓興之故。雖然這個原因並不是從金應熙口中說出來的，卻見之於他的筆底。在金應熙晚年為陳寅恪所寫的評傳中，談及陳寅恪在德國留學期中的所得：“二十世紀前期的東方學者研究曾以我國周邊各族歷史和佛學翻譯文學為其重點之一。陳寅恪求學德國時的教師也大都有這方面的專長……他回國後深入繼續這方面的研究，多所著述，開設‘佛教翻譯文學’和‘蒙古源流研究’等課程。”“我國周邊各族歷史”的研究，即金應熙曾有志於此的“四裔學”也。陳寅恪任教清華時，對研究生的指導包括五個方面（請恕此處不詳述。有興趣者請看金著，或李玉梅著之《陳寅恪之史學》)，其中頗有與“四裔學”相關，或可以劃入“四裔學”范圍者，如“蒙古文、滿文之書籍及碑志與歷史有關者之研究”等。金應熙盛贊：“（以上各門）都是陳寅恪在留學時研究有素而在我國當時還幾乎是全新的學術領域。”“新領域”、“死東西”可以構成一副妙聯，而四十年前後，對“四裔學”認識的差異，亦構成了巨大的反諷。

    其實金應熙也不是不認識“四裔學”的價值，否則他不會在戰火紛飛的日子還放不下。他受乃師的影響致力“四裔學”，受時勢的影響放下“四裔學”，原因固明明白白，感喟亦自自然然。是誠所謂剪不斷理還亂也。

金應熙轉研經濟學為凱恩斯“消毒”

    研究轉向的例子不止一個，另一個更顯著，也對金應熙更具深遠影響的是經濟學。他不但自修，還上經濟系的課。旁聽一位劉先生開講的經濟史。這是經濟系學生必修的課程。大學課程，除非特別標明是“中國經濟史”，否則單說“經濟史”的話，就一定是西方的，也差不多是等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劉先生和金應熙同是講師（可能級別略高），年齡也只比金應熙大幾歲。我曾問金師，為何來旁聽劉先生的課，他答：“因為他對資本主義懂得比我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強調“經濟基礎”的，把經濟作為壓倒一切的因素。金應熙對經濟學發生濃厚興趣，原因可能在此，特別選修劉先生的課，則可能是為了“知己知彼”。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但這一下可妙了，我一下子又“升級”，和金應熙做同學了。但不妙的是，這位劉先生是用英文授課的，我的英文不靈光，大約只聽得懂一半，於是我這個本科學生，就非向他這個外派的“旁聽生”請教不可了。這位劉先生的課也講得真好，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講到凱恩斯(J.M.Keynes)，經濟學說方面也都有頗為詳盡的論述。

    金應熙的天資和勤奮也真令人敬佩，就以經濟學來說，當我嶺大畢業之前，他亦足以做我的老師了。畢業前我曾寫過一篇有關南北朝莊園經濟的論文，在一九四九年《南大經濟》(經濟系的學報；嶺南大學一般簡稱“嶺大”，學校則稱“南大”）發表，這篇論文就是在金師指導下完成的。他自己也寫了一篇《古羅馬帝國經濟史》，另外還用筆名寫了一篇批判凱恩斯理論的文章。《南大經濟》主編黃標熊告訴我，金師這篇文章，是應他所請而寫的。因為他收到一位研究生寫的大捧凱恩斯的文章，他決定刊載，但又覺得有點不妥，商之金師。金師說：“是該為他消消毒。”於是執筆就寫，根本不用翻查參考資料，就在編輯室完成這篇論文。

[font=宋體]    凱恩斯是四十年代風頭最勁的經濟學家，他認為前人研究的是靜態經濟學，他研究的是動態經濟學，研究如何在不安定的社會中，施行有效的經濟政策，達到充分就業的目的。根據他的理論，如果在經濟衰退時期，大火燒了倫敦城，反而是件好事，因為在大興土木、重建名城�

[sfiawongn]

當年香港大學那位洋人教授阻礙了金應熙先生的正常發展，有點浪費了一位千載難逢的奇才，金應熙先生本來會有更高超的發展，甚至乎有機會拿到諾輩爾獎替香港增光! (香港真系甚難找到如此良好學術研究的專才啊)

[平行空間]

sfiawongn 寫道:

當年香港大學那位洋人教授阻礙了金應熙先生的正常發展，有點浪費了一位千載難逢的奇才，金應熙先生本來會有更高超的發展，甚至乎有機會拿到諾輩爾獎替香港增光! (香港真系甚難找到如此良好學術研究的專才啊)

其實也可見金當時的情形多麼不堪。

很多人有短板，一個成功者背後有一百個有同樣甚至更高才能的失敗者。

梁羽生的文學造詣和成就自然更高些，他寫的文章雅俗並存，意蘊流暢，古今融匯，修為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