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冰桑]

這個可以加精不？

[冰冰桑]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過羅湖橋的。跨過去的時候，並沒想過後來種種。現在回過頭來，又顯得有點欲說無從。昔日的日記相片書信還在，多年來塵封不動。外面正是十年回歸大慶，我卻獨坐一室，茫然地整理個人的移民史。

　　20世紀80年代至今，有近百萬新移民從中國來港。這百萬人一離開羅湖，便好像細流入深海，靜默無聲，不知那裡去了。再出現的時候，往往便是報紙頭條的倫常慘劇主角。這並非事出無因。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新移民”一詞幾乎和社會問題同義，常常和家庭暴力、騙取社會保障援助、貧窮落後等關聯在一起，是個不光彩的標記。新移民既是外來者，同時又被視為社會問題制造者，遂背負雙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將新移民盡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們舊的次等的不文明的價值，接受新的先進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過羅湖橋那一刻，便必須承認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這份深不見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願面對過去，更加沒有勇氣在公共空間述說自己的歷史。而手握權力的主流社會，不僅沒興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無意丑化他們的形象，漠視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承受的諸多不義。於是，新移民這一龐大群體，在據說是自由開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種集體性消聲。

[冰冰桑]

新移民明明無處不在，卻又彷彿并不存詨V幻髏饔謝跋胨擔�葟闹无法總�怠Ｕ饈且桓齜淺Ｆ嫣氐奈幕�现象，因为香港迸f硎歉鲆潑襠緇幔�1949年以降，歷經幾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萬人口中，真正稱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這樣一個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卻甚少在公共領域受到關注。兩年前，我在報紙發表了一篇短文〈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結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的電話和來信，分享他們的移民故事，情緒熱切而激動。這教我詫異。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結被這個城市壓抑著。他們渴望被聆聽被理解，渴望得到別人的肯認和尊重，卻往往事與願違

[冰冰桑]

在過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討論裡，經濟考慮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對香港人力資源的影響，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壓力等。因此，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脫胎換骨，成為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並減少他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至於新移民作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過去的個體，他們在新環境中的實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各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卻往往被忽略漠視。每當有什麼新移民家庭慘劇出現，媒體要麼視其為個別事件，要麼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增加多些社工便了事。

[冰冰桑]

1999年12月，林婕，一個品學兼優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歲，從高樓一躍而下，死後留下這樣的問題：“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會作了一點道德懺悔。當時的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寫了一封信給全港老師，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對林婕和她的母親，我有無限的歉意；作為教育署署長，我難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視，竟然發生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讓香港社會一瞥新移民的艱難。但池水頃刻回復平靜，事件很快便被遺忘，社會並沒任何改變。人們其實並不了解，又或不願意了解，林婕為什麼要死。香港這樣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沒法承受致一個年輕新移民於死地這樣一種集體責任。這和東方之珠的想像，有太大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落差。於是，林婕的死，遂被視為極少數不能好好適應香港的特例。而萬萬千千的年輕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來，我也如此相信。以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快不夠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過去，我才開始懂得問，為什麼過百萬的新移民，會在這個喧嘩的城市失去聲音？為什麼林婕要選擇死，來表達她對這個據說是東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人倫慘劇，總發生在新移民身上？我開始意識到，不應只是問如何改造，而要問為何要這樣改造，改造的代價是什麼，以及誰去付這些代價。我不知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以下我只嘗試從我個人的移民史，對這些問題作一些初步的側面的反思。但我必須強調，我的經歷，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個人經歷。每個移民，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盡管每個人的故事，皆無可避免地刻有時代的烙印。

[冰冰桑]

1985年6月下旬的某個傍晚，我放學回家，母親說過幾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會，然後咬著牙，說，我不去。眼淚跟著便掉下來。

　　我不願意離開故鄉，一個廣東西部偏遠的小縣城，因為活得快樂。活得快樂，並非因為富有。事實上，家裡一直很窮。我出生在農村，父母兩家都被劃為地主，父親1957年更被打為右派，全家備受政治之害。我小時候在農村放牛打魚，後來才出到縣城讀書。我那時在讀中學一年級，既沒有考試壓力，也未懂得為前途擔憂，一班同學相處融洽，日子過得無憂無慮。我走的時候，辦的是停學手續，而不是退學，因為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回來。離別那天，全班同學到車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從江中打來的水，有人遞我一包學校的泥土。

　　我能夠移民香港，是因為父親早在1981年來港探望幾十年不見的伯父時留了下來。父親1951年加入農業銀行工作，為人能幹正直，在單位受人敬重。他申請探親時，壓根兒沒想過留下來，伯父卻苦苦挽留。臨返國內前一刻，伯父送了一首詩給父親：“扁舟飄忽到桃源，車水馬龍別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誤仙緣。”伯父認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親不要回到大陸那樣的人間。幾經掙扎，父親終於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後來才體會到，對父親來說，這是個艱難的抉擇。父親那時正當盛年，工資雖然不高，但事業發展順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帶給他很大的滿足感。選擇留下來，便等於放棄幾十年的事業，由零開始。而他當時在布匹公司做職員，一個月工資才1000元，減去租金，早已所剩無幾。

　　我出來工作後，父親有次和我說，考慮職業時，一定要選擇有意義，能帶給自己滿足感的工作。這番說話，說來輕描淡寫，卻道盡了他的辛酸遺憾。人到中年而選擇離開故土，放棄前半生辛苦累積的工作經驗、地位、社會關系以至事業追求，在不確定的新環境中從新開始，代價不可謂不大。不少人認為新移民無論吃多少苦，受到怎樣的對待，也是值得的，甚至應該的，因為即使從事最底層的工作，甚至領取社會援助，收入也較國內高。更重要的，這是他們的選擇，因此沒有資格抱怨。誠然，選擇來的人，必有來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好處，也是毋庸多言的。但這並不表示，香港社會可以用任何方式對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對於新移民失去什麼和承受什麼可以視而不見，因而對他們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冰冰桑]

事實上，父親那一輩其實無路可退。他們既不能回到過去，卻又無力在新環境中賦予生活新的意義。他們面對的，是基本的生存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現實，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並將所有希望寄讬於下一代。他們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強烈的自卑感，自覺處於社會邊緣，而曾經有過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壓抑於心底深處，並隨年月流逝而逐漸淡去。這樣的故事，多不勝數。

　　經過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們家裡的經濟環境已大有改善，父親卻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親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親興致的，是和他談起舊日國內生活種種，例如年少的輕狂，當年在銀行工作的情況以至農村生活的種種趣事。即使是反右運動和文革時被批斗的情形，父親回憶起來也津津有味。但我從來沒敢問父親，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來港22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們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問父親，回首過去，可曾後悔移民來港。父親沉默良久，說，看到你們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後悔。

　　嚴格來說，香港沒有為社會貢獻的概念，因為社會只是抽象地指涉單獨的個體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場所，本身並非一個實體，更不是休戚相關的社群。人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一切歸於個人，與社會無關。因此，父親只能說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卻不能說為香港貢獻了什麼。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麼遠。或許正因為此，對於那些辛苦大半生卻老無所依的老人家，我們往往既沒同情之心，亦無虧欠之情。

[冰冰桑]

未移民之前，我對香港的認識，來自流行文化。那個年頭，香港電視劇剛開始流行，〈大地恩情〉、〈萬水千山總是情〉一出場，便風靡一時。但真正教我們著迷的，還數〈大俠霍元甲〉。當時這套劇是晚上九點播放，而我們學校的自修課卻要九點才完。因此，八時半過後，所有課室便會出奇地安靜，人人收拾好書包文具，蓄勢待發。待鍾聲一響，全校幾百人立即蜂湧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園，跳上自行車，在街上橫沖直撞，直奔家裡。

　　香港流行曲也開始普及，張明敏、鄧麗君、徐小鳳、許冠傑、林子祥一一登場。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有一本歌簿，將自己喜歡的流行曲歌詞抄在上面，彼此交換，下課後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課室一角獨自吟唱。音樂課上教的那些革命電影歌曲，早已乏人問津。我班上有位同學的哥哥看准時機，開了一家唱片店，專門從香港買回歌星的最新錄音帶，然後大量翻錄轉售，幾塊錢一盒，在小鎮很受歡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還數武俠小說。我自小沉迷書本，尤喜小說神話傳奇，小學三、四年級時已將《三國演義》、《封神榜》、《三俠五義》、《大明英烈傳》、《水滸傳》、《鏡花緣》、《東周列國志》等一大堆囫圇吞棗地讀完。那時找書不易，什麼書都讀。我第一次接觸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是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這本書是當時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來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對梁羽生一無所知。誰知書一上手，便放不下來。我不眠不休，兩天便將書讀完。我至今仍記得，看完後我走上天台，眼前暈眩，心中悵惘失落，書中主角張丹楓和雲蕾的影子揮之不去，只想盡情大叫。在我的閱讀史中，那是一個分水嶺。我的近視，也因此加深，但當時卻無眼鏡可配，上課時總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些什麼，結果影響了昇中學的考試成績。

　　接著下來，我發現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那更把我弄得心癢難熬。很可惜，不知什麼緣故，連載幾個月後便停了，而我卻像吸毒者一樣，對武俠小說上了癮，在鎮上四處打探何處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學，一位同樣是小說迷的高年級同學告訴我，鎮上某處有武俠小說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紹。出租室有點神秘，屋內黑沉沉的，書架上排滿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全是繁體字版，封面用牛皮紙包著。那個時代不如今天開放，出租港台圖書還相當顧忌。租書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兩角一天。這是相當貴了。當時租連環圖才兩分錢一本，而我一個月也不過幾元零用錢。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為了省錢，我必須每天看完一本。我於是學會繁體字，也學會蹺課，甚至學會一邊騎車一邊看小說。在別人專心上課時，我偷跑到學校後山的橡樹林，在午後陽光和聒耳蟬聲中，沉醉在俠骨柔情和刀光劍影的世界；在夜闌人靜時，我抱著書偷偷跑到公共廁所，藉著昏黃微弱的燈光，與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同悲同喜。

[冰冰桑]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說，除了功夫愛情，同時呈現了一個價值世界。對是非黑白的堅持，對弱者的同情，對朋友的道義，對承諾的重視，對民族的熱愛，是這些小說不變的主題。當讀者全情投入小說情節時，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背後的價值。可以說，武俠小說除了帶給我無窮的閱讀樂趣，也無形中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說來有點好笑，我在蹺課中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而我對此卻毫不知情。

　　我們是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第一代。當時雖已開放改革幾年，整個社會仍頗為封閉落後。歷年政治運動磨盡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熱情，90年代全面資本主義的時代仍未到來，人人處於精神極度饑渴，卻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動狀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流行曲和文學的傳入，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歡愉。它沒有什麼政治道德說教，卻能深深打動我們的情感。鄧麗君的中國小調，〈大地恩情〉的鄉土情懷，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甚至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著實滋潤了我們的心靈。盡管如此，我對香港並沒多大嚮往。干w茲チ訟愀垡院螅�家黎|納�活慢慢有翣q納疲�开始有琳f綬縞齲�涸x椎縭雍塗ㄊ鉸家艋�，我间或也会舷u�学炫耀一腺T蓋狀�回来的皢h砼圃�追f省５�很奇灌崿我从没蠣��要成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个遥远得和晤U揮腥魏喂叵檔氖瀾紜�

[冰冰桑]

抵達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奠v�甄R謀焙詠盅煎冀殖隹凇５蹦甑難煎冀鄭�和今天抑e�瑞堉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鷗蓋祝�瞳I判欣睿�一步一步灾R巳褐寫┕�。抬惋w賢�，只能隐隐见到虩槺K囊荒ɡ丁�

　　我們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個單位的板間房。這是一幢非常殘舊的“唐樓”，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戶人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板間房再分為兩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算是個閣樓。閣樓沒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彎著腰才能在茶幾上讀書寫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隨時會塌下來。

　　初來的一年，日子難過。我當時有寫日記的習慣。最近重讀，發覺1985年7月7日寫下這樣的感受：“離回家還有358天。 今天簡直快要瘋了，真想偷渡回故鄉去。這幾天簡直度日如年。”然後是7月8日：“我真後悔自己來香港，現在要我死也願意。”這樣的情緒，整本日記隨處可見。那時打長途電話很不方便，只能和故鄉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讬，便是等信和寫信。郵差每天派信兩次，分別是早上十時和下午四時。我每天起來，臉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樓下看信箱。有信，便滿心歡喜，讀完又讀。沒信，便心裡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來。那一年，我寫了好幾百封信。

　　新移民最難適應的，也許並非居住環境惡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轉變。生活世界是個復雜的意義系統，包括我們的語言、傳統、價值、人際關系，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這樣的系統裡，我們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動的意義，並肯定生活的價值。如果我們由小至大活在一個穩定的世界，我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一切皆顯得理所當然。只有當我們由一個世界急速轉換到另一個世界，而兩者又有根本斷裂時，人才會深刻感受到無家的失落。

　　來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活在這種疏離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適應下來，語言、讀書、生活各方面，雖有困難，卻都能應付。但在內心，卻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後的路該如何行。走在街上，覺得所有人和自己一點關系也沒有；回到家裡，躺在黑暗的閣樓，腦裡只有昔日的回憶；看到中國和香港的運動員比賽，我會為中國隊打氣。而每次返回國內，我便有種著地的感覺。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有著難言的親切。這種割裂，使我長期處於一種孤獨狀態。伴隨這種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俠小說，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憂傷的長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