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冰桑]

这个可以加精不？

[冰冰桑]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现在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来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却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个人的移民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便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那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必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手握权力的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冰冰桑]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彿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因为香港本身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几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却往往事与愿违

[冰冰桑]

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压力等。因此，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别事件，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增加多些社工便了事。

[冰冰桑]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事件很快便被遗忘，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并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致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像，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差。于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年轻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据说是东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以及谁去付这些代价。我不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以下我只尝试从我个人的移民史，对这些问题作一些初步的侧面的反思。但我必须强调，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每个移民，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尽管每个人的故事，皆无可避免地刻有时代的烙印。

[冰冰桑]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跟着便掉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非因为富有。事实上，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两家都被划为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全家备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在读中学一年级，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一班同学相处融洽，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离别那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

　　我能够移民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挽留。临返国内前一刻，伯父送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由零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才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说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从新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好处，也是毋庸多言的。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冰冰桑]

事实上，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讬于下一代。他们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自觉处于社会边缘，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这样的故事，多不胜数。

　　经过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的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来说，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单独的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并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冰冰桑]

未移民之前，我对香港的认识，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教我们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却要九点才完。因此，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会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文具，蓄势待发。待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立即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园，跳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直奔家里。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簿，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很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喜小说神话传奇，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什么书都读。我第一次接触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放不下来。我不眠不休，两天便将书读完。我至今仍记得，看完后我走上天台，眼前晕眩，心中怅惘失落，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岭。我的近视，也因此加深，但当时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在黑板上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昇中学的考试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现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那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很可惜，不知什么缘故，连载几个月后便停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学，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镇上某处有武侠小说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绍。出租室有点神秘，屋内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时代不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相当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连环图才两分钱一本，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为了省钱，我必须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学会繁体字，也学会跷课，甚至学会一边骑车一边看小说。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偷跑到学校后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着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藉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冰冰桑]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除了功夫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价值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读者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的阅读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说来有点好笑，我在跷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90年代全面资本主义的时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欢愉。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却能深深打动我们的情感。邓丽君的中国小调，〈大地恩情〉的乡土情怀，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张明敏的〈我是中国人〉，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尽管如此，我对香港并没多大嚮往。父亲去了香港以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开始有了电风扇，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我间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但很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个遥远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

[冰冰桑]

抵达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当年的鸭寮街，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拖着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抬头上望，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

　　我们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唐楼”，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户人家，大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板间房再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算是个阁楼。阁楼没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塌下来。

　　初来的一年，日子难过。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最近重读，发觉1985年7月7日写下这样的感受：“离回家还有358天。 今天简直快要疯了，真想偷渡回故乡去。这几天简直度日如年。”然后是7月8日：“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要我死也愿意。”这样的情绪，整本日记随处可见。那时打长途电话很不方便，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讬，便是等信和写信。邮差每天派信两次，分别是早上十时和下午四时。我每天起来，脸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楼下看信箱。有信，便满心欢喜，读完又读。没信，便心里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来。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

　　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并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我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一切皆显得理所当然。只有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人才会深刻感受到无家的失落。

　　来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活在这种疏离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适应下来，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虽有困难，却都能应付。但在内心，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后的路该如何行。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回到家里，躺在黑暗的阁楼，脑里只有昔日的回忆；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我会为中国队打气。而每次返回国内，我便有种着地的感觉。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识的人，我也有着难言的亲切。这种割裂，使我长期处于一种孤独状态。伴随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