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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独立战争之前——兄弟爬山，各走半边 | 牧猪人

牧猪人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北美问题发端于1764年，直至战争爆发，整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并不能看到什么境外势力的挑拨、外国阴谋的离间等等，北美殖民地与法国的结盟是后来的事；甚至可以说，正是英国的不断逼迫，才使北美人不得不寻求敌国法国的支持。



通过1756—1763的“七年战争”，英国摧毁了法国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更重要的是夺取了法国在印度与北美的几乎全部殖民地，其领地得到极大地扩展。大英帝国之所以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是从这开始的。丘吉尔称这次战争之后，


“英国在欧洲之外成为海上和陆上的主人”



英国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说：


“罗马人征服世界用了三百年，我们征服世界只经过三次战役，而目前的世界比罗马时代扩大了一倍”。


从此，英国开始自豪地宣称其为“日不落帝国”；而与此同时开始的，则是英国人的骄横与自负，即使对其海外殖民地的同胞也并无收敛，由此导致了20年后北美的独立。之后，英国被迫收起傲慢，甚至一度取消了日不落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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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一场不应发生的战争。








01、



1764年，英国决定对殖民地课税。



因为“七年战争”尽管成果巨大，但英国也因此而背负了14亿英镑的巨额债务，不得不决定将1/3的税赋摊派给美洲。



此前，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并不直接课税，大英帝国对殖民地仅做商业管制，除了派驻总督之外，其他方面则不管不问，只是通过商业上的垄断来获取商业利益。甚至英国派驻美洲的官员，很多时候也是听命于当地议会，因为他们的薪俸由当地议会提供。仅存的课税也全部都是间接税（关税、港口税），征收地点在英国。



1764年，首相格伦维尔首次提出了对美洲的课税法案，通过了《美洲岁入法案》（《糖税法》）。这引起了美洲人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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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英国人在税权上的争执由来已久——英国革命中两场战争、一个国王被砍头，皆由此而起。所以，英国人对税权非常敏感。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确立了一个根本原则，即“无代表则不纳税”——税收必须由臣民的代表（下院）来决定。而北美的移民继承了英国人的这些观念。



当时的美洲移民在英国议会中并无权委派代表，既然“无代表则不纳税”，而且此前北美人也确实不向英国纳税，所以，这个《岁入法案》立即引起人们的警惕，因为它违背了这条宪政原则——既然违反了宪政原则，那就是暴政的前奏。



1765年，格伦维尔内阁通过了《驻军法案》，要求殖民地为英国驻军提供费用与设施。这在美洲人看来会是怎么个情况呢？前一年刚刚“无代表而加税”于美洲，遭到反对，次年就派驻大军到美洲，是为什么？显然是要镇压反对意见，而且费用还要由当地人来承担，美其名曰是为殖民地人民维持秩序，防止暴乱。



同年，格伦维尔内阁又通过了著名的《印花税法案》。《岁入法案》还仅仅是引起北美人的警惕，而这次，则是全面引发了美洲人的激烈反对。为什么美洲人对这个税的反抗如此激烈呢？是因为，《岁入法案》还只是间接税，只是商品在通过海关时才课税；而印花税在美洲殖民地则是一种“直接税”，课税目标直接针对的是个人，涉及到每个个体，所以美洲人那种自由遭到侵蚀的感觉就很直接。




而更要命的是，《印花税法案》中规定，违者须由海事法庭审判。这是美洲人最为痛恨的一个法庭，因为它没有陪审团，而且需要被告自证清白。我们知道后世美国确立的一项重要法案就是米兰达法案，就是禁止法庭要求被告“自证无罪”，严格维护无罪推定原则。所以，自由已成习惯的北美人对此简直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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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洲人来说，他们的“自由观”其实就是英式的，其一是指财产权；其二是人身保护权。注意，财产权即物主对财物的自由处置权，这是个政治问题，决非经济问题；而人身保护权的背后，则是公正的司法制度。



如此，英国一连串的动作令美洲人觉得喘不过气，尤其是这个《印花税法》让他们觉得自由遭到严重侵犯——

第一，该法案违背“无代表不纳税”原则，因而是对财产权的侵犯；

第二，殖民地本土的法院被绕开，而被引渡到一个缺乏司法公正的海事法庭来审理，北美的法治遭到严重威胁。



北美人对此的反对相当激烈，以至于，该法案生效后仅一个月内，9个殖民地就派代表开会商议，通过决议：否认英国议会拥有课税于美洲的权利。此后，开始抵制英货，波士顿还发生了暴乱。注意，当固有的自由遭到威胁之时，发生暴乱实属正常，其罪其责不在美洲，而在于帝国当局的蛮横。美洲人视这种暴乱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看来，如果你原有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你还岁月静好视若无睹，那相当于说你是自愿接受奴役，活该！



由于美洲人的反对，英国政府发现，该法案实际上根本无法执行下去，因为运送印花税票的船只根本无法在美洲靠岸，负责分发税票的工作人员也因担心遭到美洲人的报复，纷纷辞职。



转机出现了——

此后，格伦维尔内阁倒台，罗金厄姆勋爵接任首相，保守主义的重要先驱艾德蒙·伯克作为其重要智囊进入下院，并成为辉格党的首席政论家。新内阁决定，撤销《印花税法》，同时保留一个《权利申明法案》，以明确英国对美洲的主权。这相当于是明确告知美洲，尽管英国拥有主权，但并不会轻易行使主权——这是伯克的一大理论贡献，即“拥有主权与行使主权”的分离思想。200多年后，在遥远的东方，也曾发生过“主权与治权分离”的争论；而当时的英国，也如后来的大国一样，想不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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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府的努力下，包括七年战争的头号功臣、后任帝国首相的老皮特、还有殖民大臣康威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废除了《印花税法案》。尤其是康威的观点认为，英国的强硬若继续下去，将导致美洲人投靠敌国（法、西），这个看法促使议会通过了对该法案的全面废除。








此处需要多提一下的是这位“老皮特”，他就是此前“七年战争”的首功者，当时任国务大臣，但实际上做着首相的工作，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支配了整场战争的战略。同时，他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句话的作者——“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此外，他的儿子小皮特也曾两度担任首相，其在任期间顶住了乔治三世欲图恢复绝对君主的企图、经历了法国革命，并以伯克《法国革命论》的精神为指导，复活了“新托利党”，这就是后世英国的“保守党”。



至此，美洲问题暂告平息。




02、



可惜好景不长，1767年财政大臣查尔斯·汤申重提对美洲的课税。汤申吹牛说，殖民地是一只肥鹅，他有能力从其身上拔下几根鹅毛，却不会弄疼它——西方老传统中常将课税称为“拔鹅毛”。于是议会通过了他的提议，史称《汤申法案》，对美洲征收一些商品的进口税。



美洲人怒火重燃，尤其以麻省议会于波士顿人的反对最为激烈。1768年11月，英议会进言于国王，重启《亨利八世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有权将那些在境外犯了叛国罪的人，押回英国受审。因为他们认为，美洲当地陪审团会包庇他们，所以不可以由当地法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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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各殖民地为反抗这种暴政，纷纷制定政策，抵制英货。



到1770年，《汤申法案》已执行了两年，可笑的是，因北美的抵制，该法案每年课税的收入总额尚不足区区300英镑，而维吻军费却每年高达17万英镑；同时，美洲对英国货的抵制也使英国经济损失惨重。钱没赚到，反而带来遍地叛乱。正如伯克所说：



“政治的自由是富国之本，想依靠暴政榨取，最终是得不到钱的”



1770年，新上任的诺斯内阁不得不考虑撤销《汤申法案》所规定的大部分关税，仅保留茶税（每磅3便士），以作为主权象征。所以，这个茶税其实并不多，但是，在已经挑起美洲人怒火之后，这样做纯属愚蠢之举。伯克认为，以前美洲人抗税，是利益考虑；而如今既然英国搬出了原则（主权），那么美洲也会诉诸于原则（无代表不纳税），如今，一分钱的税都会激化矛盾，那已经不是钱的事了。这样做，只会是丢了利益，赢得骂名。但内阁不为所动，傲慢驱使他们仍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美洲人怀着怒气接受了，但是，既然你仍征收茶税，那么我就抵制茶叶进口。



三年之后的 1773年，东印公司滞销的茶叶达1700万英镑，遭遇重大财政困难。为解危机，东印公司从议会那里获得了美洲茶叶贸易的垄断权，而将美洲本地茶商排除在外。1773年底，作为报复，美洲人制造了“波士顿倾茶事件”。



国王乔治三世震怒。




1774年6月，英国为报复“波士顿事件”，通过了《强制法案》。其中最令美洲人无法接受的内容是，波士顿所在的麻省，其议会原本由推举产生，现在改为中央委任；法官原本由民选议会推选，现在改为由总督任命；被告叛国罪的人，遣送回英国受审。



我们可以看到，从1764年开始到1774年的十年拉锯时间里，英国的政策中数次出现一个内容，那就是“将反抗的美洲人，押送回英国受审”，而不是让当地法庭审理。对司法公正的侵害，其结果是，引起了美洲的全面恐慌，人们称之为“对美洲自由权的大屠杀”，各地迅速陷入叛乱状态。说真的，跟我们相比，美洲人真是个个脑后有反骨，散NMB的步啊，直接抄家伙就开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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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美人对英国以及国王乔治三世的仇恨，焚烧国旗之类的事情不都显得太温和了。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爱国者》，不无幽默地展示了这段时间北美人对母国英国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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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内容，大家就都熟悉了，1774年9月，北美12个殖民地派出55名代表，于费城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通过了《权利宣言》：美洲人既然是英国臣民，就应享有英国人的一切特权；要求撤销《强制法案》，截止1775年9月，若不撤销，则停止与帝国的一切贸易。



应该说这个《权利宣言》是较为温和的，美洲人仍然只是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并没有正式要求独立，1775年初老皮特在议会发言，希望和解，接受美洲的要求，而同时美洲必须承认英国的主权。结果却遭议会否决。当时的英国上下，从普通民众到内阁，普遍持强硬态度，希望对美洲进行镇压。



成吉思汗说的好，“你要战，便作战。”



1775年4月，传来了莱克星顿与康科德的枪声，民兵不畏生死要与国王的将士决一死战，战争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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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7月4日，美洲发布了《独立宣言》。伯克沉痛地说，英国的主权，被美洲人“甩在了他的脸上。”




此后的八年战争中，英国举国上下一致喊打。官商、政客、就连社会上的歹徒、流氓、骗子也都成了高尚的“爱国者”，明知自己不会上战场，却高声请战。那些岁月静好的小老百姓，也“为他们永远掌不上的统治权，摇旗呐喊”，他们说：



“美洲人是暴徒，美洲人是忘恩负义的不肖之子，美洲人是背叛祖国、投靠敌人的下贱货！”




幸运的是，英国的商人思维、利益原则，很快清醒过来，中止了战争，否则，当时他的人口是美洲的三倍，其军力无敌于天下，若舍命一战，美国是无法独立的。



此后百年，美国对英都怀有敌意，每逢英国外患，美国必站在其敌对的一边。英国人用傲慢，换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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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纵观全程，从1764年对美洲课税开始，到最后战争打响，其实美洲人一开始并没有“独立”的想法，当然并不排除少数激进分子，但这零星的声音并不能代表整个北美；可是在事态的发展中，因为英国政府一再的傲慢与强硬态度，对美洲人的诉求视若无睹，致使矛盾激化，直至战争打响，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在这个过程中，伯克的在每一个重要环节的看法，几乎都应验了。



撤销《汤申法案》时，英国要保留茶税以作为主权象征，伯克就认为此举极不审慎。因为一方对另一方的“主权”是否成立，并非绝对；所以，如果英方坚持主权原则，就会迫使美洲去质疑其“主权”的根据，而这个根据绝非牢不可破。如此，就会将双方逼到悬崖的边缘，无路可退。所以，伯克认为，绝不可轻易以“主权”之名去压制美洲——涉及主权的问题应尽量回避。



波士顿茶案之后，傲慢的英国人失去理智、决定镇压，伯克警告说：



武力一击而不中，就不再有和解的希望了。而且，北美会投向敌国怀抱（法国、西班牙）



战争爆发之后，伯克仍反对武力，谴责英国那些狂热的愚民，主张隐忍、退让、接受北美的要求。伯克认为，



如果英国大度地接受其独立，则同文同种的文化纽带，将使英国得到一个最坚强的盟友；但如果北美独立是以血换来的，则英国会多一个可怕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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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按今天某些流行的说法，可以说，北美人2/3都是坏人——当年在英国受迫害的清教徒，跑到北美谋出路，幸好当地人收留了他们，不少北美人就是当年那些遭受迫害的流亡者的后裔，这帮人对大英一定怀恨在心。



此外，如果按能培云先生5个标准，北美移民无疑是暴徒遍地，因为他们太不温和、太“激进”。但依我看，人类需要这样的“暴徒”，这样的“暴徒”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须知，伯克这种保守主义，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并不反对战争与武力，尽管需要审慎动用武力（因为一旦动武，就意味着难以回转，所以武力一定是作为最终选项，而非优先选项）；但“温和”绝不是保守主义的关键“特征”，甚至或许连“特征”都算不上。对于伯克来说，他反对“激进”，但“激烈”并不等于“激进”，尽管激进者常常会伴随着激烈。而维护自身原来就有的权利，那并不是“激进”，而“激烈”的手段却是维护正义所不应被排除的——一旦固有的、消极自由的底线被触及，那么反抗不仅仅是必要的，甚至更成为了一种义务，不可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