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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著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人士发起了“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这个活动本身也是很悲壮的。《东方杂志》的主编在征稿信中这样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中。”
“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加入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从他们的梦想就可以折射出当时中国面临的绝境。
叶圣陶的梦比较实在：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
实业家冯自由在征文中描绘了当时的中国：现政府对内忧外患绝无办法，贪官污吏布满全国，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人民苦于苛政，多铤而走险……
开明书店夏丏（miǎn）尊也描述了自己梦中所见：中国遍地都开满了美丽的罂粟花，随处可以闻到芬芳的阿芙蓉气味。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撒屁都有捐……中国日日有内战，监狱里充满了犯人，中国到处是匪……
北京大学李宗武描述了自己的新年梦想：我希望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我希望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
林语堂说的更可怜：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净土……
巴金说得更干脆：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岭南大学教授谢扶雅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悲观，他写道：最近将来的中国，显然要走入两途——不是被日本独占，便是国际共管。
图案画家钱君匋直接断言：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我深信着我的梦想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照目前的情形来看、来推测，要他不是一团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暨南大学教授区克宣则把中国比作一只可怜的骆驼，认为其将来也只有忍受着刑那样的重负，一天天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前进……
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说：我们早已空无所有。现实的生活窒息到这样的程度，连你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没有了。
可以看出，大家连梦都不敢做了，有的做的甚至是噩梦。而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少民国的精英分子陷入了巨大的悲观情绪中。
更有民族失败主义分子四处鼓吹中日力量太过悬殊，中国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主张“和平救国”，为此还成立另一个“低调俱乐部”。
这些人个个都是大知识分子，由胡适领衔，包括陈布雷、陈立夫、陶希圣、周佛海、高宗武、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罗君强、张君劢。
胡适被誉为近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学贯中西，是“精英”们众口一辞称赞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也被认为代表了那个时代民族的“良知”。
1935年，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他致信民国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1937年，胡适为蒋介石设计对日妥协方案。
而陈布雷，则是国民党党部的秘书长、总统国策顾问，蒋介石头号文胆，起草了大量文稿，包括对日妥协的文件。
总之，无论是民国精英的悲观的梦想，还是“低调俱乐部”，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绝望，手里这把牌烂的糟糕透顶，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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