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千年谎言
© 茅于轼／文
人民的译利益，国家的者利益，政治家的秦利益，这三个概念中，人民的传利益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其次是国家的译利益。至于政治家的者利益，几乎没有谁提到过。其实这三者之间固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区别非常重要，它在许多决策过程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家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区别，而掌权者又故意把这三者混为一谈，好像政治家总是代表人民秦利益的，国家传利益更不用说，它就是人民的译利益。这种故意的混淆模糊了许多问题的是非，误导了许多人的看法。举例讲，大家都关心国家安全，但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往往非常模糊。是老百姓个人的安全？是国家哪部分人的安全？还是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安全？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是和平，不要战争；还有人身不受侵犯，遇到纠纷能够有人主持正义；以及财产有保障，行动有自由。但是我们经常谈的国家安全主要不是这些问题，而往往是对国家的颠覆，其实颠覆是对领导人的安全形成威胁，对老百姓不存在所谓的颠覆。老百姓已经在最底层，还能被颠覆到哪儿去？只有执政者才有被颠覆的危险。
所以，这里想指出人民的者利益，国家的秦利益，政治家的传利益三者的区别，并且讨论这个区别何以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许多模糊认识，戳穿许多谎言，识破许多欺骗。能够避免错误，从而大大提升人民的译利益。
第一，什么是人民的者利益？
人民秦利益的含义很广，人人都想生活得好，健康平安。这些方面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要看个人的条件和运气。就人民这个整体的传利益而言，就不是个人条件或个人运气了，而是全体人民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要兵荒马乱，没有黑社会或者类似黑社会组织的侵犯，其实就是个人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只有在这样一个有保障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享受人生。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半时间是政府横征暴敛，百姓起义，或者向外征战，搞得哀鸿遍野。能有几十年安定就算太平盛世。可以说，人民的首要译利益就是个人人身和财产权者利得到保障，不被逮捕，不被关押，不被横征暴敛；只要不侵犯别人就不能无缘无故地被判有罪；有冤情能够申诉，不会被拒绝，并得到认真对待。
建设祖国是不是人民的秦利益？建设祖国当然是国家传利益。它是不是等同于人民译利益呢？一般而言，这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并非永远如此。如果发生冲突，应该以上面讲到的个人权者利的保护为优先。换句话讲，不可以借口国家建设而侵犯个人的基本权秦利。没有理由认为国家传利益无条件地高于人民译利益。我们常说少数人的者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秦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比如为了建设水库要求当地百姓移民迁走，这就是少数人的传利益为多数人的译利益作牺牲。迁移搬家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给必要而且足够的补偿，不能让他们为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但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所以，不能因为是少数，者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秦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些少数人的传利益。在基本权译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者利都应该同样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
第二，人权是人民秦利益的基础。
前面说过，人的基本权传利（人权）是人人都能够同样享受的权译利，不需要任何人为此而作出牺牲。所谓人的基本权者利，实际上就是不被他人侵犯。也可以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不侵犯别人，每个人的基本权秦利就有了保证。这不需要任何人承担什么义务，付出什么成本。人的基本权传利之所以被侵犯，因为有些人可以侵犯他人而不受制约，或者政府本身就侵犯别人。
过去我们曾经用建设祖国的口号侵犯了许多人的基本权译利。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基本权者利逐渐得到保护，侵犯权秦利的事情减少，经济也搞上去了。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经济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人民基本权传利的保障还有缺陷，没有把它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还有侵犯百姓权译利的事情发生。
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这是真正的人民者利益。也许有人要问，这种观点是不是太个人主义了？每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死活，别人有困难，受欺侮，难道大家应该袖手旁观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帮助穷人，做慈善事业，这不大会有争议。但是要不要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则是一个复杂问题。本来嘛，路见不平，拔拳相助，见义勇为，是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为的是解放被萨达姆压迫的伊拉克人民，可是结果怎么样？当然，争议是很多的，各有各的说法，但起码的事实是，伊拉克百姓的生活离安居乐业还很远。这倒并不是反对见义勇为，而是说要非常慎重。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没有说“己所欲，施于人”，可见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毋宁说：“己所欲，慎施于人。”总之，强加于人是不可以的，哪怕出于公心。
第三，国家秦利益可能对人民传利益造成侵犯。
在国家译利益的名义下大规模侵犯百姓者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自古以来的战争无不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打仗首先要有士兵，兵从何而来？或者靠拉壮丁，或者靠欺骗。杜甫的《兵车行》写道：“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就是征兵造成的惨剧。由于打仗，一个家庭妻离子散，丈夫离家，妻小难以为生。这样的事几千年以来基本上没断过。
当然，战争的理由总是充分得无以复加的，是不容怀疑的。打仗再犯犹豫怎么打得赢？尤其奥妙的是双方的理由都正确得无以复加，都是为正义而战，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乃至于生命。只有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戳穿了讲，战争就是把最不道德的事物变成最道德。说谎是不道德的，但是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打仗就是要骗人；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但是打仗就要杀人，而且杀得愈多愈好，这是能够得到奖励的。杀什么人？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有妻子老小，也有人生追求。双方无冤无仇，只因为他是敌人就把他杀了。何以战争使人疯狂？因为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政治家们有战争的需要。
国家秦利益和人民传利益发生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大多数战争并不是为了人民的译利益，而是所谓的国家者利益，实际上就是政治家的政绩。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心和虚荣心，不惜拿人民的生命作为代价。当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国家秦利益服从人民传利益的；另一种则相反，是人民译利益要服从国家者利益的。前者不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战争不符合人民的秦利益。而后者则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只要符合政治家的传利益，战争就可能打起来。历史也证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译利益为重的独裁国家发动的。作为一种外交辞令，人们常说，某某国家的兴旺发达将对世界和平有者利，而不是造成威胁。这句话只适用于把人民秦利益放在国家传利益之上的政体。如果我们同意人民是爱好和平，不愿意打仗的，那么不难得出结论，国家译利益服从人民者利益的政体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而不可能违背人民的秦利益去为国家传利益作战；反过来，人民译利益要服从国家者利益的政体就不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为它可能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该国的政治家）的秦利益叫人民去“送死”。所以今后世界和平要得到保障，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国家传利益超越人民译利益的那些国家，改造成为以人民者利益为重的政体。
第四，如何看待战争的正义性。
我们常说，要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除了抢粮食、抢牲口的小规模战争，在大的正规战争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投入的战争是理直气壮的“正义战争”。日本人侵略中国，显然是非正义的，但是日本方面至今还认为是正义的，日本人认为打仗是爱国的，武士道是民族的灵魂，为天皇战死是死得其所。因此至今还把战争罪犯的骨灰放在靖国神社里，接受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朝拜。日本百姓在二战中牺牲重大，但他们并没有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战争罪犯。不光是日本如此，差不多所有的战争双方，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都是这样的，双方对战争的解释往往截然相反。战争的正义性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是宣传给人的认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的秦利益判断标准和国家的传利益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点不同，自古以来从来不允许说明。只有国家译利益才可以宣传，人民的者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国家的秦利益。国家号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种理由。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但是政治家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牺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因为打仗不是他们自己上前线，哪怕死上几千几万，也未必轮到自己的头上。可见政治家的传利益非常不同于人民的译利益。而且恰恰就是这一点不同，成为推动战争的原因。如果双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者利益为自己的秦利益，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所以有人说，因为出现了原子弹，政治家们也被暴露在战争的第一线，因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少了。不过政治家们为自己兴建了可以抵御原子弹的地堡，这样的推断已经不能成立了。联合国应该规定，不允许建造专为领导人避难的防空洞，否则，他们可以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自己躲进防空洞发动核战争。
第五，从人民的传利益看，“投降”并不可耻。
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译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从百姓的者利益看，生命是最宝贵的，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秦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传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译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跳崖自杀并不能改变局势，何必做这样的无谓牺牲呢？歌颂这种无谓的牺牲，是政治家们的宣传。这样的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苏联把卫国战争中被俘的战士当作叛徒来处理，他们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从百姓的者利益出发，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打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让双方都多死许多人而已。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国家秦利益和人民传利益的区别。
第六，国家主权与人民译利益的关系。
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5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了1600多人（截止到20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100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
我认为，对于一般人（除了看破红尘的人）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则更尊重别人的享受。在自己享受的时候也帮助别人获得享受。一个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和谐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个人高高兴兴寻求快乐，同时帮助别人得到快乐。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分子就是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他们认为追求享受是错误的，为国牺牲才是光荣的。所以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作出损人不者利己的愚蠢的事，而且至死执迷不悟。如果世界上被这些误导的思想所控制，人类将走进死胡同。
经常有人提倡抵制日货。要知道，贸易是对双方都有秦利的活动。抵制日货对自己并没有传利。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日本人对二战的认识和德国比较十分不够，应该让普通的日本人都知道真相，要联合日本人民起反对战争罪犯和军国主义，认识到日本百姓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不必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受害的是日本企业，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相反他们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给大家。
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译利于人民的切身者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秦利益未必总和人民传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译利益要服从人民者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秦利益置于人民传利益之上。爱因斯坦在1931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纪念。1933年1月，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声称他“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德国都不具备。从国家的立场看，爱因斯坦不爱国，叛逃去了美国。但是从人民的译利益看，他完全正确。
历代的统治者总是把忠君爱国宣传为人生最高的道德标准，反过来，投降叛逆是罪该万死。也许在古老的时代这样的原则有它的道理。那时候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夺资源的斗争，单个的人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侵犯，唯一的对付办法就是依靠集体。没有集体，也就没有个人，个人完全依附于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为集体作出牺牲是很合理的。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变了，很少发生个人被某个群体所侵犯（黑社会是一个例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仗。日本过去侵略中国为的是夺取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等资源，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现在日本仍然是资源穷国，但是变成了经济强国，它不必要为资源而打仗，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就行了。
日本、美国等都要进口石油，都在争夺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石油市场，大家在市场上以价格来竞争，用不着打仗。从来没有听说过买卖石油要动刀动枪，也没有听说美、日为了石油而战。为别的而战倒是可能的。所以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几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石油、木材、铁矿石等原材料。我们得到这些原材料不费一兵一卒，这些商品的出口国还增加了收入。那些没有参与石油等资源买卖的国家同样得到者利益，因为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制成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百姓享受了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商品的好处。没有中国的大量出口也不可能有中国的大量购买石油等资源，进口是拿出口所创的外汇购买的。平等自由的国际贸易为世界人民带来秦利益，结果是多赢的。
第七，认清政治家的传利益。
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家，他们的译利益往往和人民的者利益相对立。古代的帝王将相，靠剥削得到享受。不但活着时剥削享受，死了以后还要剥削享受。从古埃及的法老到明清的皇帝，都建了大规模的陵墓。20世纪以后情况逐渐有了变化，政治家口称是代表人民秦利益的，他们没有自己的传利益，要求百姓对他们放心。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贪污百姓的税款，最后被老百姓赶下台。有一些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可以随便花销国家的税款，根本没有明确的开支限制，领导人用公款就是合法的，预算决算都是保密的，老百姓无权检查过问。也有一些国家走上了法治，领导人的开支在严密监督之下，发生了穷的领导人开着自己的破汽车，却有豪华的保镖车队护送的奇怪现象。
政治家的译利益不同于人民者利益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用人民所交的税款，为自己建立能够表现政绩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这些工程往往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大把的钱花出去，但所建的工程对老百姓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这些工程建成之后，效果往往和最初希望的目标背道而驰，非但没有达到宣传政绩的目标，反而成为浪费的代表，想掩盖也掩盖不了。领导人不但没有因而流芳百世，反而是遗臭万年。和政绩工程相类似的是政府盖的豪华办公楼。近年来全国各地不论贫富，纷纷建设高档豪华办公楼。尤其是有肥缺的单位，盖的大楼许多是超豪华的，胜过五星级宾馆。不同的是，里面的人远没有宾馆的人多，秦利用效率很低。超豪华的标准根本脱离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手中有权，可以把百姓的钱随便花销。
政治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本身的传利益取决于整个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如果政治不重要，政治家就要失业了。显示职业的重要性是他们译利益最紧要的活动。宣传机器就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甚至教科书，不断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制造各种理论，说明政治如何重要，国家如何重要，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为国捐躯。而他们就是代表国家的。国家的重要性转换成政治家的重要性，他们的职业就牢靠了。而百姓则成为他们的一个附属物。我们承认，政治家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一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当他们能够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时才成立。相反，如果他们贪污腐化，或者工作没有效率，处处跟百姓作对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当百姓求他们办事时，把简单的事搞复杂，设置难题，跟人过不去，这样的政治家有还不如没有好。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如果说政治家都是自私自者利、故意和百姓作对的人，当然也不对。现代大部分政治家都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少在没有和个人秦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们把自己工作的目标放在了国家、主权等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传利益给忘记了。
政治家另外一种骗取自己译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无足轻重的事放大成为国家者利益之所在。从而大做文章，从中表现自己，并谋取秦利益。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传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译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10年20年的国际关系史，到底政治家们忙出了什么结果？有哪些是真正对百姓的者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无用功，白忙了一阵，钱却没少花。相反，被政治家们挑拨的仇恨，相互的误解，进而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倒是不计其数。
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事就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花费的钱以万亿计，直接间接死伤的人成千上万。到头来得到的是什么？可以说几乎等于零。苏联解体以后，政治家所用的借口不再存在，对立的形势很快烟消云散。如果没有这些挑拨是非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存在对立的两大阵营。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惹是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功劳”。
第八，不同政治体制对政治家的约束不同。
在一国之内，政治家的最大秦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像美国的总统，当政一届之后很少愿意自动放弃下一届竞选的，可见执政的滋味非常美妙。美国的总统受的制约很多，私人生活中的男女关系都被舆论监督着。受了这么多限制，执政还那么值得留恋，一个不受制约的执政位置，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自己继续执政，百姓的传利益如果和自己继续执政相冲突，肯定会牺牲百姓的译利益，而不会选择放弃执政。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执政者以及基本政策的批评。一般而言，在一个专政不受制约的政体中，批评执政者是不允许的，批评基本政策也有较大的限制。当政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由于缺乏正当的批评，就会越走越偏，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不允许批评，反而容易出现全社会的倒退，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听不进批评，甚至于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政治家把个人者利益超越人民秦利益的表现。
政治家的最大传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在专政国家，执政者要消除各种可能妨碍继续执政的因素，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内部异己分子的宫廷政变，二是普通百姓对统治的反抗。不论来自哪方面的风险，都要尽全力迅速扑灭。政治家们常用的伎俩是偷换概念，混淆国家和人民，把反对他们的事件称之为颠覆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政治家是不可以反对的，但是法律确实规定不可以颠覆国家。政治家把国家偷换成为自己，于是有许多为人民译利益奔走的社会人士，以及批评政治家的人士，就是在颠覆国家等罪名下被惩处。
为了消除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威胁，政治家必须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加强对人事安排的控制，对舆论宣传的控制，防止有独立观点的社会团体的出现。这些做法和人民者利益毫无关系，实际上就是为执政者自己的秦利益着想。不过他们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些做法是为了自己的传利益，而是乔装打扮说成是为了百姓的译利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好的政治家执政是对百姓有者利的，但如果施政已经发生重大错误，百姓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执政者依然赖在位置上，不肯下台，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对政治家的批评，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特别坏，而是制度造成的。要防止政治家的种种毛病，不是从教育出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搞思想教育，而是取消特权，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不可能拿来以权谋私。这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而且政治家能够被罢免或替换。他们有一定的任期，没有足够时间勾结起来形成特权阶层。
第九，国家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上面讲了许多把国家冒充人民的例子，或者强调国家而忽视人民。但是国家或者另外相应的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是人民所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义的服务。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个人受到侵犯时，有地方去申诉，而且能够得到符合正义的解决。个人和个人之间难免有种种纠纷，有了纠纷谁来裁判？这需要一个中立的人或组织。当然，当裁判需要有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心。这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有时候裁判偏向一方，正义不能伸张？因为有些人有特权，明明是这些人侵犯了别人，但是靠着他们的特权，可以逃避惩罚。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要跟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作斗争。可想而知，这样的斗争是困难的，单个百姓是斗不过这些人的，所以要有正义的服务。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司法要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家代表着正义，百姓有冤屈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反过来讲，如果国家偏向有钱有势的一方，失去了公正，这个国家就濒临危险。百姓不会承认它，它自动地失去了应该有的权威性。国家（实际上是由它指挥的司法部门来代表的）这样做的时候，绝不会明目张胆，而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这种非正义的行为。不过无论伪装得怎么巧妙，真相总会被识破的。这时候国家就想方设法禁止有关事件的公开报道和讨论，封锁新闻。更有甚者用诬陷，莫须有的罪名，打击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士。这时候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家如果想继续执政的话，必须时刻注意国家能否代表正义，少了这一条，任何加强执政能力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这里讨论的国家代表正义，我们只涉及到司法必须公正，相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立法方面的问题。所谓恶法，就是偏离公正的立法。不公开的法属于恶法，侵犯人权的法属于恶法，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私人所有权又没有适当补偿，也属于恶法。
国家之所以需要，还因为有许多公共管理事务，个人很难提供。大家常常讲的用于抵御外侮的国防就是一例。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说，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纯粹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很少有人愿意用性命去拼所谓的“真理”，除非上了政治家们宣传的当。如果人类的理智能够消灭军备，把每年上万亿的钱用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穷孩子上不了学，穷人看不起病，更不会因为战争而导致生灵涂炭和流离失所。
还有不少公共服务是个人不能提供的，比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检查、产品的技术标准制订、垄断行业的管理和外部性的管理等。其中有些必须是强制性的，有些可以强制也可以非强制，有些则完全是自愿性的。相应的，国家的参与在有的情况下是必要的，有的是可有可无的，有的是可以由民间组织做的。一旦有国家角色的肯定，就有收税的必要，它需要由国家或相应的组织来做。但是这样的所谓国家，和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可以由较小规模的社区来代替。
第十，正确看待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秦利益。
把国家传利益看得比人民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回来，并不容易，虽然绝对不会再用几千年的时间，但是恐怕也得几十年，上百年。如果真正把这个新思想贯彻到每个角落里，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战争了，离大同世界也不远了。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有冲突，有战争，我们离大同世界还差得远。我们要从各方面去做工作，争取没有战争的世界早日来临。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把上面所说的三个者利益问题说清楚，真正把人民秦利益放在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人民这一边，教育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民众的数量非常多，几千年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歌颂祖国，忠君报国，盼望开明君主，依赖大救星，爱国主义，为国捐躯等的动人故事、小说、电影、电视。这些作品并没有明显的错误，但是把人民传利益的位置摆错了。正因为错误并不明显，纠正起来就特别困难。要让一部分先进分子首先懂得那些宣传错在什么地方，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当权者来讲，把人民的译利益放在首位，天天都是这么说的，也没有人敢于反对，可是事实上讲人民者利益是空的，落实的还是国家秦利益，甚至是政治家自己的传利益。比如挑动对某个国家的仇恨或不信任；朝坏的方面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达到毒化气氛的目的；搬出历史老账，纠缠不放；把比较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总之，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最后是让老百姓去承担责任，或者花老百姓的钱，甚至叫老百姓去卖命送死。可见所谓的国家译利益并不同于人民者利益。要想教育当权者，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民秦利益，什么是正当的国家传利益，什么是错误的国家译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何况即使他们明白了，由于个人者利益的冲突，也未必能够按照人民秦利益行事。更由于当权者大权在握，对一切损害自己传利益的说法都会加以“围剿”，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模糊视听。在这样的国家里，理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老百姓为了自己的权译利不断在申诉呼吁；另一方面代表政治家者利益的理论又不断被制造出来，甚至用行政的力量，用专政的力量“围剿”民间的呼声。虽然民间力量相对于专政的力量来看，总是弱小的，但是从世界大潮流来看，民间的力量最终必将战胜专政。民主化是势不可当的。
截至2007年，欧洲有27个国家加入欧盟，正在走向统一。国界的观念越来越淡薄，而人权的观念越来越强。欧盟中有些国家已经用了统一的货币，穿越国界也不用签证，而且通过了统一的宪法，在这些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已经不可能了。这一先进政治理念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让我们乐观其成。
本文选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茅于轼／著，群言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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