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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在民主國家中，有一些被基本認可的價值與原則也很正常，主要是人格平等、機會平等，但打著美國民主、自由、博愛的旗號“政治正確”卻是一套天下大同、實質平等、不講是非的烏托邦觀念，是不切實際的。而主張“政治正確”的人卻以道德與法律化身自居，標榜自我正確，之相反的觀念與行為都是錯誤的，這其實是獨裁。當烏托邦不僅僅是一套觀念，而且還是一套規則，就往往伴隨著特殊利益集團的專制統治，包括思想與政治專制，這是人類世界的鐵律。“政治正確”下的所謂民主、自由早已與美國憲法中真正的民主、自由精神背道而馳。

“政治正確”的產生與演變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伴隨著民權運動的興起， “政治正確”這一話語在美國開始出現並大量使用。政治正確是一個政治術語，不是一個法律概念，缺乏明確定義。但通常認為，“政治正確”與“政治錯誤”或“政治不正確”相對應，是對性別、種族等方面自由、平等價值的一種總結與概括。應該說，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政治正確”對打破種族隔離，爭取婦女權利，消減等級色彩具有進步意義。

近三十年，“政治正確”在美國愈演愈烈，涵蓋領域越來越廣，愈來愈被扭曲，背離美國憲法中的真正民主、自由精神：在內容上，從爭取不同種族、性別的人格平等到經濟平等；在領域上，從種族、性別擴張到教育、移民、稅收、言論自由、外交等領域。 而且，“政治正確” 不僅是一套觀念體系，也是一種規則體系。事實上，“政治正確”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潛規則，成為控制人們言行的手段。

但隨著“政治正確”的肆意擴展，越來越顯現出荒謬之處。作為一套觀念體系，“政治正確”越來越追求絕對化，只要權利，不要有義務與約束；“政治正確”越來越強調人世間不分彼此的愛，愛滿世界，走向極端時就是不講原則、不講是非，否認必要的社會規則，否認現實世界中的矛盾；越來越泛化人格平等，把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管理措施歪曲為人格侮辱或攻擊；追逐實質平等，否認人與人在能力上的差別，大搞不切合實際的高福利國家，致使經濟凋敝；當然，他們永遠活著自己觀念世界中，不願面對現實世界，拒絕根據變化了的現實來調整政策。

其實，自由社會也是法治社會，每個人既有權利，也有義務，不存在只有權利沒有義務的人；一個人去愛另一個人是個人自由，但一個社會需要必要的規則，更不能以愛的名義來不法者來開脫，不能把懲罰犯罪分子或正常社會管理說成是恨，更不能把個人自由凌駕於社會規則之上，事實上一個沒有良好規則或規則得不到實施的社會必然矛盾叢生，甚至走向自我瓦解；彼此希望和平相處，但不能否認現實中的矛盾，當事人發生糾紛時應當由法院來裁定，而不能由一方充當道德法官審判另一方；平等是指人人生而平等，這是一種人格平等，即每個人都有人的基本尊嚴，都被平等對待，沒有權貴，沒有賤民；這也是機會平等，每個人依照法律賦予的權利，通過自己的奮斗獲得幸福生活，但不能否認能力及財產的差別。

而且，“政治正確”在美國已不僅僅是一種觀念，早已成為一種禁忌、規則。美國憲法中也有一些原則，但有具體條文的規定，由聯邦最高法院來解釋，而“政治正確”始終缺乏明確定義與條文規范，是一種潛規則，其內容的解釋權、裁判權往往被壟斷在少數人具有話語權的人手中。這樣，“政治正確”很容易成為這些人達到其個人目的的手段。就形式來說，“政治正確”作為一種潛規則，已經破壞了美國判例法、成文法體系。 就內容來說，這套潛規則的實質平等的價值取向是不切實際的，帶有強烈的烏托邦化色彩，與良法的秩序、公平的價值取向相抵觸。“政治正確”，這套絕對化的觀念與規則，已成為不可置疑、不可挑戰的金科玉律，與真正的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成為美國社會的毒瘤。

美國社會烏托邦化的災難

假如，“政治正確”只是作為一套烏托邦化的觀念，也許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力沒那麼大。但“政治正確”已經被掌握話語權的特殊利益集團所利用、把持，變成了事實上的規則，具有很強的專制色彩，已經滲透到美國社會各領域，導致很多災難。“政治正確”已經給美國的內政與外交制造了很多問題，比如思想專制、暴力滋長、法治衰退、經濟衰敗、政治小圈子化、外交挫敗等，甚至美國社會有潰敗跡象。

（一）國內問題

首先，教育問題。比如，大學校園是本來人類探索世界、探求真知的場所，以多元包容著稱。但在“政治正確”下，美國大學課堂成為灌輸特定觀點的場合，無法兼容並蓄不同觀點。美國大學不但無法解放思想，反而禁錮思想，有歐洲中世紀教會學校的氣氛。在很多方面，學生或教師只能持有某種特定觀點，否則輕則被其他人孤立，重則被開除或解職，甚至遭遇人身恐嚇。美國大學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的規則已經走樣或被侵蝕，與社會大眾與常識的距離也越來越遠。其實，這些問題不只在美國大學存在，在中小學也存在。

其次，媒體問題。在“政治正確”下，媒體自由絕對化，不受約束，而揭露媒體的負面就是踐踏言論自由，就是政治不正確，特別是對於政治人物而言。事實上，在各個國家很多媒體基於自身目的捏造事實、制造謊言，這些本來就是司空見慣的事，而揭露媒體謊言一概成為了攻擊言論自由。所謂的言論自由成了造謠自由。可笑的是，當一些人發表所謂“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就不享有言論自由，媒體就群起而攻之。可見，一些媒體只允許自己有言論自由，不允許其他人有言論自由。

其實，媒體與報道對象是平等的，當雙方有矛盾，可通過法律解決，等待法院裁判是非，而不能由一方凌駕於另一方，審判另一方面。但當媒體享有絕對言論自由，不但不承擔相應責任，更利用“政治正確”潛規則，成為裁判他人的道德法官。媒體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動輒給報道對象貼上“政治不正確”的標簽，搞道德審判、未審先定。而且，“政治正確”潛規則有很多模糊空間，比如種族、性別歧視不是法律語言，沒有明確定義，給人上下其手的機會。久而久之，媒體變成了有裁判權的特殊利益集團，更談不上政府對媒體的正常監管。

再次，種族問題。在“政治正確”下，當白人與黑人發生糾紛，就容易上綱上線為種族問題，而且白人永遠是錯的，黑人永遠是對的。其實，很多問題不是種族問題，而是其他問題，比如經濟糾紛。因此，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種族問題還是其他問題，還要調查清楚事實，分析雙方責任，而不能事先就認為一定是種族問題，一定白人的錯。如果是種族問題，白人可能歧視黑人，黑人也可能歧視白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再者，種族歧視不是法律用語，法律用語應該是人格侮辱。如果黑人受到白人的人格侮辱，就應該向法庭起訴，由法庭判決白人承擔責任。但在“政治正確”下，把其他問題種族化，把責任白人化，把責任無限化，這只能嚴重打擊美國法治精神，只能在消滅一個黑人賤民階層的同時，卻制造另一個白人賤民階層。

第四，移民問題。在“政治正確”下，美國以前接受移民，以後接受也應該移民，應該永遠是移民國家，而反對與規范移民就是“政治不正確”。其實，無論在國際法還是國內法上，美國都沒有接受移民的義務，這取決於美國的實際需要來確定是否接受移民。況且，美國以前是發展中國家，而現在是發達國家，變更或提升移民標准也很有必要；美國傾向於接受認同美國民主價值觀、經濟條件好的白人移民也很正常。在“政治正確”下，非法移民被美化為夢想家，被一些所謂庇護城市或州所縱容，而遣返非法移民被認為是錯誤。其實，遣返非法移民在國際法上是很正常的，非法移民的合法化只能是特例而不能是慣例。在“政治正確”下，邊界築牆被視為不必要或錯誤，其實這就像一家庭修牆保護自己的家人一樣自然而且必要。

如果什麼人都要湧入美國，美國有社會這樣的承受能力嗎？移民已成為美國社會的嚴重問題。大量低能力移民湧入，無法找到工作或收入可觀的工作，不能融入美國社會，暴力問題嚴重；一些移民不認同美國民主價值觀，反而認同荒謬的專制意識形態，成為滋生恐怖活動的土壤。非法移民在美國打工只有收入不交稅，造成美國政府財政損失，對其他納稅人也不公平；非法移民的暴力行為更給美國公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不切實際的鼓吹移民、庇護移民更已成為美國一些黨派或政客拉攏選票的手段；所謂庇護城市或州已經違反美國聯邦法律，破壞美國法治，分裂美國社會。

第五，經濟問題。在“政治正確”下，從機會平等走向實質平等，貧富差距是可恥的，因而采取高稅收、高福利的經濟政策。其實，貧富差距在很多時候是能力差距的表現，而高稅收、高福利的經濟政策使企業缺少經營動機，打擊企業積極性，企業經營差，長遠來說不利於勞工，也不利於整個社會。在“政治正確”下，減稅是錯誤的，因為富人獲利多，窮人得利少。其實，富人交的多，減的也多；窮人交的少，減的也少，這些很正常。而且，雖然窮人減稅數額少，但相對來比富人說更重要。更重要的是，減稅使企業有更強經營動機，增加企業積極性，長遠來說有利於於勞工（增加工資與福利），也有利於整個社會。而且，減稅有利於美國企業把在海外資金帶回美國，同時吸引更多外國企業來美國投資，對美國勞工與人民大有好處。

第六，政治問題。由於“政治正確”是一套不容挑戰的潛規則，誰具有解釋權、裁判權，誰就具有高於人等的地位，因此把持解釋權、裁判權的文人、政客、官僚與商人正形成一個統治集團，對美國民主構成嚴重威脅。這個小圈子正在破壞美國權力分立與制約，成為凌駕於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團。

就選舉而言，他們歪曲、捏造競爭對手性別、種族歧視的言行，給對手貼上“政治不正確”標簽，打擊對手形象，扶持自己人馬。就選舉後的施政而言，他們左右國會立法與政府施政，肆意詆毀不合已見的政治人物，使不能突破他們設定的框架，只能在原有圈圈中打轉。就司法而言，這個小圈子把持了“政治正確”潛規則的解釋權、裁判權，按自己需要動輒給其他人貼上各種標簽、戴上各種帽子，甚至不容其他人辯解，事實上充當了法官的角色，侵蝕了當事人的辯護權與法院的審判權。當這個小圈子成為了不受制約的特殊利益集團，會摧毀美國民主。

（二）國際問題

首先，領導世界問題。在“政治正確”下，美國應該永遠領導世界，支援其他國家，不管是否要耗費美國大量人力、物力，不管美國國內人民生活問題。誠然，一個自由、民主、繁榮的世界也有利於美國自身利益，因此美國介入世界事務，成為世界警察有其合理性。但在國際法上，美國沒有義務當世界警察，而且是免費警察。世界上的事務很多需要各個國家一起盡力，而不能都靠美國。而且，美國不欠其他國家什麼，沒有義務給其他國家援助，其他國家更沒有權利要求美國援助。在靠實力說話的世界，自由美國的衰落將會給人類造成更大災難。美國必須先讓自己變得更強大，然後在國際事務上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美國的盟友要改變等、靠、要的觀念，其他國家也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所謂美國永遠領導世界，早已成為一些人的面子工程或一些政客與外國政府交換利益的籌碼。諷刺的是，他們鼓吹領導世界，但當專制勢力在國際社會大肆橫行，需要美國發揮領導作用，卻主張用和平手段，不流血方式解除問題，非常膽怯。專制者不害怕空談，只害怕力量，而美國當斷不斷，這是十足的綏靖政策。所謂“政治正確”論者在國內大講原則是非，在國際上卻不講是非，得過且過，否認戰爭的必要性，結果只能是養虎為患。在當今國際世界，國際法軟弱無力，不能發揮應有作用，往往需要戰爭方式來解決問題。戰爭分正義與非正義的，而民主國家為維護公平、正義而發動的戰爭是正義的。民主國家不輕言戰爭，但絕不應否認戰爭的價值，害怕戰爭。

其次，條約問題。在“政治正確”下，美國應該永遠遵守各種國際條約，不管其他國家是否遵守。遵守條約是國際法的一個基本原則，但國際法與國內法有很大不同。國內法有法庭用強制力來保障條約實施，雖然國際法也有一些法庭，但缺強制力。因此，國際條約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當事人的自覺來履行，這導致條約的不履行成為常態。因此，美國必須提高警覺，不能輕易相信他人一定會履行條約。美國要履行條約，但當其他國家不履行條約，那美國也保留退出條約的權利。否則，小人戰勝君子，流氓國家得利，美國失利，美國人民遭難。

再次，自由貿易問題。在“政治正確”下，貿易是自由的表現，美國應該永遠奉行國際自由貿易，對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其實，對一個人來說，是否與另一人做生意，完全是個人自由；對美國來說，是否與另一國家做生意，也屬於一個國家內政。所謂的全球化、開放理論都有其偏頗之處。而且，在人類世界中從來沒有完全的自由貿易，欺詐、侵權、傾銷都是貿易中的常態，需要民法、商法與其他法律來規范。

在國際貿易中，自由貿易往往有利於專制國家，反而美國等民主國家在很多方面處於劣勢，很多產業被擊垮。比如，在民主國家，法律保障工人權利，企業生產成本高；而在專制國家，法律不保障工人權利，形成了所謂低人權劣勢。所以，對國際貿易加以規范，尋求公平貿易，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中斷貿易，都是美國的正常選擇。何況，貿易問題從來都不只是經濟問題，與專制國家貿易，只會壯大對方實力，最終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形成威脅。

在“政治正確”下，自由貿易是和諧的，爆發貿易戰是可怕的。其實，不公平貿易、不正當競爭是國際貿易的常態，而貿易戰是用來遏制不公平貿易，維護公平競爭的基本手段。對美國來說，適當運用貿易戰絕對是利多於弊，而對手是失多於得。“政治正確”論者只看到了美國的損失，沒看到美國的收獲，鼠目寸光，把個人利益凌駕於美國利益之上。

第四，對等問題。在“政治正確”下，美國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應對外國人開放。其實，對等是處理國際關系的一個國際法原則，指一方給另一方以某種優遇，另一方即給以相對稱的回報。民主國家有自由言論、結社自由，而專制國家為維系統治剝奪本國與外國人民在其國內的這些權利。按照對等原則，如果美國人在一個專制國家不享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那麼此專制國家的人在美國是否享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就有可探討的空間。否則，專制國家的爪牙在美國等民主國家可滲透無礙，而民主國家的人民在專制國家就無法轉播民主思想。這其實對美國等民主國家相當不利。而在“政治正確”下，這些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

“政治正確”者柔情脈脈，是一種愛的泛濫，否認矛盾。在當今世界，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並存、對峙，兩者的競爭、撕殺還遠沒結束，比如經濟資源、軍事實力、科學技術，而對專制國家的仁慈就是對民主國家的殘忍。專制國家削弱乃至顛覆民主國家的企圖從來沒有停止過，所以民主國家必須保持清醒頭腦，認識到自己的長處與短處，認識到專制國家的虛偽與狡詐，制定正確的外交政策。這樣才能捍衛民主國家，擊敗專制國家，擴大民主在世界的版圖。

總而言之 “政治正確”者以正確自居，給其他人貼上錯誤標簽；他們以正常自居，給其他人貼上極端標簽；他們以文明自居，給其他人貼上野蠻標簽，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完全相反。他們以大同之名行災難之實，以理想之名行謀私之實，以謀個人私利行傷害美國利益之實，以成熟之名行幼稚之實，以民主之名行專制之實，以自由之名行奴役之實，以博愛之名行仇恨之實，以平等之名行特權之實，以為窮人代言之名行為少數富人謀利之實，以開放之名行鉗制之實，以多元、包容之名行縱容、包庇之實，以共同價值之名行撕裂美國之實，以進步之名行倒退之實，以正確之名行錯誤之實。

由於他們把持輿論，特別善於用美好詞藻來包裝自己，抹黑他人；特別善於利用憲法的中的一些模糊條款來保護自己，攻擊對手；特別善於利用人民追求公平的善良心願來煽動人心，制造謠言；特別善於把其他問題歪曲為政治問題使自己占據道德制高點，迷惑人民。因此，美國人民需要睜開眼睛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避免上當受騙。

三、結論

其實，烏托邦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而美國“政治正確”是又一次死灰復燃。從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到中世紀英國莫爾的《烏托邦》，再到近代德國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西方文明一直具有烏托邦色彩，是其一大缺點。在世界歷史上，中國古代儒家思想類似於美國“政治正確”。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也講天下大同，天下一家，事實證明只能是空想。在中國古代，統治者儒法結合，以儒家講空想，以法家講專制，烏托邦與專制化相結合，這也與美國當前情況比較類似。當然，不僅僅美國面臨“政治正確”，其他歐洲國家也面臨這個問題，所以這對整個西方文明都是一次挑戰。

在本質上，“政治正確”是打著自由、民主、博愛等正確旗號的一種思想與政治專制。在思想與政治專制下，美國很多人民只能噤若寒蟬，敢怒不敢言，一旦違反所謂“政治正確”，個人前途毀於一旦，飽受壓迫。這使由一些文人、政客、官僚與商人組成的小圈子的氣焰越來越囂張，成為事實上的權貴與統治者。毫不誇張說，由於“政治正確”的烏托邦、專制化，美國正處於興盛與衰敗的轉折點。美國夢消失下的各種問題，比如精神苦悶、濫用毒品、槍擊案過多、中產階級衰敗、外交失策，都可以從中找到根源。在當今世界，任何國家都無法擊敗美國，打敗美國的只能是美國。如果美國不能解決“政治正確”問題，必將走向衰敗。

面對困境，美國需要一場思想與制度變革。在思想上，美國人民需要一次解放運動，從的“政治正確”偽善中解脫出來，從烏托邦回歸到常識，回歸到生活常識、法律常識。在制度上，美國強盛的根源是民主、法治，且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不斷轉型升級。“政治正確”破壞了美國民主、法治根基，是美國的一次倒退，阻礙美國的自我完善。美國有為政治家需要逆轉美國烏托邦、專制化，恢復美國民主、法治，而美國人民也應該用選票來支持這些政治家的努力與付出。可喜的，美國人民與有為政治家已著手解決這一問題，並取得了一些進展。

出 處 :北京之春

[本呐比經略]

什麼事都不能過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