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四代高考生自述:改变命运的考试
四代高考生自述:改变命运的考试四代高考生自述:改变命运的考试
插队时期，通过推荐上大学或者工作是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唯一方法。只要进了学校或有工作，就不用每天饿着肚子去地里干活，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1971 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了工作，而且还是在一个地级市的行政单位担任行政干部。就这样，一直到 1977 年 10 月底恢复高考消息传来，那时我 27 岁，已为人父。
我很犹豫是否要参加，一是领导不同意，认为我已经工作并能胜任，比推荐上大学的学生写作水平还高，所以用不着上大学；二是工作也比较忙，每天需要奔波于各个乡镇写东西，根本没有时间去复习；三是没有课本和复习教材，更没有老师会在校外辅导我们这样已经参加工作的人。
但从心里，我已经厌倦了行政工作，恢复高考就像是在绝望生活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我不想错过。最终，在各种努力下，我走进了 1977 年 12 月的高考考场。
高考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在市一级的第一中学进行。当时参加高考的人很多，第一天考试时，上午考场的 25 个座位都坐满了，但是到下午开考时人就开始变少。第二天上午只来了不到 10 个人，考场还剩下 1/3 左右的人，考第四门功课时，就只剩五六个人，好像很多人都缺乏信心。
最终我考上了兰州大学医学部，在我们县，我是初中升高中的第一名，全市也能排到前三名。就算时至今日，二项式定理等数学公式我还能记得七七八八。说实话，我总觉得老三届学生（1966 年 -1968 年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的统称）的底子都比较厚。回想那些上山下乡和在机关里的日子，可能作为一个老三届，我从心里还是喜欢学术的道路。
我的大学，班上有不到 30 名学生，1/3 拖家带口的多是老三届学生，年龄大的超过 35 岁，小的只有 16 岁。老三届这批学生会把高考称作 " 改变人生的末班车 "，觉得机会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学习起来也异常刻苦。那时候我们属于不带工资的学员，每月有 23 元助学金、15.5 元的生活费。生活费以粮票（饭票与菜票）形式发放，粮票包含 31 斤粮，其中 60% 为细粮（馒头），40% 为粗粮（苞米面），每天的生活费平均不到 5 毛钱。
我还记得医学部的 " 标准食谱 "， 每天早上起来，早餐就是二两馒头加一个免费的酱油汤。那时兰州大学医学部的标准食谱就是放置一个大桶，桶里面有几个勺子可以用来盛汤，汤是酱油加开水，免费供应。中午就是馒头加炒大白菜，晚上是大白菜炖粉条与馒头。家在城里面住、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可以回家打打牙祭。我们基层、地级市上去的学员就没有办法改善伙食了。
一直持续到 1980 年底伙食条件才开始慢慢改善，那年取消了粗粮。1982 年快毕业时，学校旁又开了两个教职工食堂，如果个人经济比较宽裕可以到教职工食堂里面吃一顿饺子；学校大门口也有了 1 毛 7 分钱一碗的牛肉面，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一个礼拜可以去吃一顿。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生活有了更多的光明。80 年代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 " 明天会更好 "，那时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那首歌给我们激励，让我们心潮澎湃、充满活力。
直到去年我才进入半退休状态，能做了一辈子医生，最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在我为人父的时候支持我走进考场，而后带着两个孩子让我念完了大学，她为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给予了我无比的支持。
因为我的经历，所以对子女的学习会关注比较多，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理念上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们老是用过去吃过的苦、学习条件如何差去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其实会引起孩子们的反感，他们都觉得哪年哪代了，只会觉得我唠叨。确实，我们的经历有一点魔幻，讲起大饥荒的年代，孩子们都不信。不过幸好，子女也都考上了 985 高校，有了不错的工作。
1981 年考生张梓琴 ：重新开始重视和尊重知识的年代
我是 81 级的高考生，从青海省西宁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个令人振奋的年代，是重新开始重视和尊重知识的年代。1979 年改革开放，社会开始涌现出很多新鲜事务和新鲜的思想。那时高考恢复不久，我和我的同龄人，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发自内心的憧憬和向往未来，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回望当年，我们年轻、朝气蓬勃、带着理想主义。
我很幸运，生于 1964 年，家中还有兄长和姐姐 5 人，他们都生于四五十年代，只有我参加了高考。而且，还很幸运的遇到了一位改变我一生的老师。
就在高考前，我的父亲从一家国营企业退休，那时候子女可以接父母的班，能够进入国营工厂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而高考招生的学校并不多。像北京就只有北大、北师范等 4 所大学在我们这里招生，真的是万里挑一的录取率。所以摆在全家面前的问题，就是我要么立刻去工厂接班；要么继续参加高考，错过接班的机会。在经过了几个弥漫着焦虑气息的夜晚和父母的期待中，我勉强决定听从了他们的劝说，先去工厂看看。
您的点赞是对我们的鼓励
这条新闻还没有人评论喔，等着您的高见呢
1971 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了工作，而且还是在一个地级市的行政单位担任行政干部。就这样，一直到 1977 年 10 月底恢复高考消息传来，那时我 27 岁，已为人父。
我很犹豫是否要参加，一是领导不同意，认为我已经工作并能胜任，比推荐上大学的学生写作水平还高，所以用不着上大学；二是工作也比较忙，每天需要奔波于各个乡镇写东西，根本没有时间去复习；三是没有课本和复习教材，更没有老师会在校外辅导我们这样已经参加工作的人。
但从心里，我已经厌倦了行政工作，恢复高考就像是在绝望生活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我不想错过。最终，在各种努力下，我走进了 1977 年 12 月的高考考场。
高考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在市一级的第一中学进行。当时参加高考的人很多，第一天考试时，上午考场的 25 个座位都坐满了，但是到下午开考时人就开始变少。第二天上午只来了不到 10 个人，考场还剩下 1/3 左右的人，考第四门功课时，就只剩五六个人，好像很多人都缺乏信心。
最终我考上了兰州大学医学部，在我们县，我是初中升高中的第一名，全市也能排到前三名。就算时至今日，二项式定理等数学公式我还能记得七七八八。说实话，我总觉得老三届学生（1966 年 -1968 年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的统称）的底子都比较厚。回想那些上山下乡和在机关里的日子，可能作为一个老三届，我从心里还是喜欢学术的道路。
我的大学，班上有不到 30 名学生，1/3 拖家带口的多是老三届学生，年龄大的超过 35 岁，小的只有 16 岁。老三届这批学生会把高考称作 " 改变人生的末班车 "，觉得机会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学习起来也异常刻苦。那时候我们属于不带工资的学员，每月有 23 元助学金、15.5 元的生活费。生活费以粮票（饭票与菜票）形式发放，粮票包含 31 斤粮，其中 60% 为细粮（馒头），40% 为粗粮（苞米面），每天的生活费平均不到 5 毛钱。
我还记得医学部的 " 标准食谱 "， 每天早上起来，早餐就是二两馒头加一个免费的酱油汤。那时兰州大学医学部的标准食谱就是放置一个大桶，桶里面有几个勺子可以用来盛汤，汤是酱油加开水，免费供应。中午就是馒头加炒大白菜，晚上是大白菜炖粉条与馒头。家在城里面住、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可以回家打打牙祭。我们基层、地级市上去的学员就没有办法改善伙食了。
一直持续到 1980 年底伙食条件才开始慢慢改善，那年取消了粗粮。1982 年快毕业时，学校旁又开了两个教职工食堂，如果个人经济比较宽裕可以到教职工食堂里面吃一顿饺子；学校大门口也有了 1 毛 7 分钱一碗的牛肉面，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一个礼拜可以去吃一顿。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生活有了更多的光明。80 年代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 " 明天会更好 "，那时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那首歌给我们激励，让我们心潮澎湃、充满活力。
直到去年我才进入半退休状态，能做了一辈子医生，最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在我为人父的时候支持我走进考场，而后带着两个孩子让我念完了大学，她为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给予了我无比的支持。
因为我的经历，所以对子女的学习会关注比较多，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理念上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们老是用过去吃过的苦、学习条件如何差去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其实会引起孩子们的反感，他们都觉得哪年哪代了，只会觉得我唠叨。确实，我们的经历有一点魔幻，讲起大饥荒的年代，孩子们都不信。不过幸好，子女也都考上了 985 高校，有了不错的工作。
1981 年考生张梓琴 ：重新开始重视和尊重知识的年代
我是 81 级的高考生，从青海省西宁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个令人振奋的年代，是重新开始重视和尊重知识的年代。1979 年改革开放，社会开始涌现出很多新鲜事务和新鲜的思想。那时高考恢复不久，我和我的同龄人，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发自内心的憧憬和向往未来，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回望当年，我们年轻、朝气蓬勃、带着理想主义。
我很幸运，生于 1964 年，家中还有兄长和姐姐 5 人，他们都生于四五十年代，只有我参加了高考。而且，还很幸运的遇到了一位改变我一生的老师。
就在高考前，我的父亲从一家国营企业退休，那时候子女可以接父母的班，能够进入国营工厂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而高考招生的学校并不多。像北京就只有北大、北师范等 4 所大学在我们这里招生，真的是万里挑一的录取率。所以摆在全家面前的问题，就是我要么立刻去工厂接班；要么继续参加高考，错过接班的机会。在经过了几个弥漫着焦虑气息的夜晚和父母的期待中，我勉强决定听从了他们的劝说，先去工厂看看。
您的点赞是对我们的鼓励
这条新闻还没有人评论喔，等着您的高见呢|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