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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婴幼儿和父母同隔离更合情合理
让婴幼儿和父母同隔离更合情合理让婴幼儿和父母同隔离更合情合理
其次，在婴幼儿与父母均确诊感染的情形下，若父母双方或一方为无症状或轻症，则依然能够履行监护职责，此时防疫主管部门不应以分类管理政策阻碍父母履行其监护职责。进一步而言，即便婴幼儿表现出必须在医疗机构治疗的症状，只要父母仍有履行监护职责的能力，就应当允许父母以陪同隔离的方式履行其监护职责。
最后，若父母确实因病不能履行监护职责，则属于客观的“监护缺失”的情形。针对此情形，按照《民法典》第31条第2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总结而言，在患儿已经感染病毒的情形下，只要父母仍有能力履行其监护职责，国家就应当理解并支持，而不能以防疫政策妨碍父母行使其监护人的权利。反观上海的“婴幼儿单独隔离”政策，没有考虑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目的，与2020年《工作方案》相比，并不是为了发现并解决客观已存在的麻烦，而毋宁是制造了麻烦。
此外，从常识理性的角度出发，“婴幼儿单独隔离”的政策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仅就防疫的目的而论，这种方式甚至算不上适于此目的的措施，更遑论伤害最小的行为选择，最后考虑到对儿童和父母的伤害，其反而是一种成本远远高于收益的措施；且从抗疫的大局来看，这种违背常识和理性的做法，也会激发公众对防疫政策的不理解和对立情绪。
骨肉分离严重伤害感情
除缺乏法律依据外，婴幼儿单独隔离也同样违背父母意愿并严重伤害其感情。在《中国慈善家杂志》报导的一起事例中，一家三口核酸检测均为阳性，却被分类送至不同的地方：丈夫被送往集中隔离点，妻子被转至方舱医院，两岁半的女儿则被带到位于金山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面对女儿被单独隔离的安排，其母亲本能予以拒绝，但防疫人员仅回复她这是政府规定。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在该杂志公众号文章的评论区，许多母亲都诉说自己骨肉被迫分离的相同遭遇。
为防疫大局考虑，这些母亲们最初都选择了服从安排，但随着骨肉分离而来的，则是无尽的担忧，尤其当她们对孩子的关切不能得到医护人员的及时回复时。上面那位两岁孩子的妈妈反映，“每一次微信问女儿所在医院的护士，得到的答复只是‘还好’两字，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关于女儿的消息”。
另有妈妈反映，医生对于家长的关心始终抱持着回复不及时不充分的态度，“比如我在里面问了大概10个问题，他永远不会及时回答的，通常在一天当中的某一个时间点他来回答，但只回答他想回答的问题，而且回答的问题永远都是没有详细的答案的”，这些妈妈都因得不到孩子的信息而倍感焦虑，“我作为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在没有任何视频照片的情况下，我怎么冷静”。
医护人员未及时回复，大概率是因为其照护任务繁忙而无法体恤每位妈妈的担忧，但这也反过来证明，这种将婴幼儿患者从父母身边带离而单独隔离的做法，难以确保对每一位患儿的良好照料和看护，更会在极大程度上造成母婴分离的焦虑。
由于儿童不具备基本的生活能力（婴幼儿完全不具备生活能力），因此单独隔离直接意味着陪伴和照护的剥夺，这将对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身心发展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对于监护人（尤其是母亲）而言，亲子关系的剥夺也会导致伤害。因此直观地判断，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均不应采用这种致使婴幼儿童与自己父母“骨肉分离”的并不人道的措施。
综上，在制定“婴幼儿单独隔离”政策时，于法于情都须考虑如下问题：剥夺陪伴和照护将对婴幼儿童的身心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父母不得同行”的规定，是否属于对监护人权利的侵犯？如何保障被单独隔离的婴幼儿童享受到充足的照料和看护，且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和伤害？如何保障监护人知悉子女处境的正当要求？以及此种措施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即基于何种正当目的，手段是否适于此目的，手段是否必要（有无侵害更小的手段），手段的收益是否大于成本？
“婴幼儿单独隔离”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广泛质疑，正是因为此种防疫政策制定时既欠缺适当考虑，也未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仅依据简单的政府规定，就将婴幼儿从母亲身边带离并单独隔离，这不仅于法不合，在很大程度上也挑战了基本人伦。
此一事例也说明，我们在制定和执行防疫政策时，不能过度依赖僵化和单一的处理方式，而应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群的多样的、差异的、个体的正当需求；也不能死板机械地贯彻政策的字面意思，而应当以常识理性为限度，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有如此，抗疫才能万众一心。
作者王泽荣，系柏林洪堡大学宪法学博士候选人。
不错的新闻，我要点赞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最后，若父母确实因病不能履行监护职责，则属于客观的“监护缺失”的情形。针对此情形，按照《民法典》第31条第2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总结而言，在患儿已经感染病毒的情形下，只要父母仍有能力履行其监护职责，国家就应当理解并支持，而不能以防疫政策妨碍父母行使其监护人的权利。反观上海的“婴幼儿单独隔离”政策，没有考虑监护制度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目的，与2020年《工作方案》相比，并不是为了发现并解决客观已存在的麻烦，而毋宁是制造了麻烦。
此外，从常识理性的角度出发，“婴幼儿单独隔离”的政策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仅就防疫的目的而论，这种方式甚至算不上适于此目的的措施，更遑论伤害最小的行为选择，最后考虑到对儿童和父母的伤害，其反而是一种成本远远高于收益的措施；且从抗疫的大局来看，这种违背常识和理性的做法，也会激发公众对防疫政策的不理解和对立情绪。
骨肉分离严重伤害感情
除缺乏法律依据外，婴幼儿单独隔离也同样违背父母意愿并严重伤害其感情。在《中国慈善家杂志》报导的一起事例中，一家三口核酸检测均为阳性，却被分类送至不同的地方：丈夫被送往集中隔离点，妻子被转至方舱医院，两岁半的女儿则被带到位于金山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面对女儿被单独隔离的安排，其母亲本能予以拒绝，但防疫人员仅回复她这是政府规定。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在该杂志公众号文章的评论区，许多母亲都诉说自己骨肉被迫分离的相同遭遇。
为防疫大局考虑，这些母亲们最初都选择了服从安排，但随着骨肉分离而来的，则是无尽的担忧，尤其当她们对孩子的关切不能得到医护人员的及时回复时。上面那位两岁孩子的妈妈反映，“每一次微信问女儿所在医院的护士，得到的答复只是‘还好’两字，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关于女儿的消息”。
另有妈妈反映，医生对于家长的关心始终抱持着回复不及时不充分的态度，“比如我在里面问了大概10个问题，他永远不会及时回答的，通常在一天当中的某一个时间点他来回答，但只回答他想回答的问题，而且回答的问题永远都是没有详细的答案的”，这些妈妈都因得不到孩子的信息而倍感焦虑，“我作为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在没有任何视频照片的情况下，我怎么冷静”。
医护人员未及时回复，大概率是因为其照护任务繁忙而无法体恤每位妈妈的担忧，但这也反过来证明，这种将婴幼儿患者从父母身边带离而单独隔离的做法，难以确保对每一位患儿的良好照料和看护，更会在极大程度上造成母婴分离的焦虑。
由于儿童不具备基本的生活能力（婴幼儿完全不具备生活能力），因此单独隔离直接意味着陪伴和照护的剥夺，这将对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身心发展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对于监护人（尤其是母亲）而言，亲子关系的剥夺也会导致伤害。因此直观地判断，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均不应采用这种致使婴幼儿童与自己父母“骨肉分离”的并不人道的措施。
综上，在制定“婴幼儿单独隔离”政策时，于法于情都须考虑如下问题：剥夺陪伴和照护将对婴幼儿童的身心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父母不得同行”的规定，是否属于对监护人权利的侵犯？如何保障被单独隔离的婴幼儿童享受到充足的照料和看护，且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和伤害？如何保障监护人知悉子女处境的正当要求？以及此种措施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即基于何种正当目的，手段是否适于此目的，手段是否必要（有无侵害更小的手段），手段的收益是否大于成本？
“婴幼儿单独隔离”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广泛质疑，正是因为此种防疫政策制定时既欠缺适当考虑，也未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仅依据简单的政府规定，就将婴幼儿从母亲身边带离并单独隔离，这不仅于法不合，在很大程度上也挑战了基本人伦。
此一事例也说明，我们在制定和执行防疫政策时，不能过度依赖僵化和单一的处理方式，而应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群的多样的、差异的、个体的正当需求；也不能死板机械地贯彻政策的字面意思，而应当以常识理性为限度，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有如此，抗疫才能万众一心。
作者王泽荣，系柏林洪堡大学宪法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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