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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不只是作家 他有多敢说?
村上春树不只是作家 他有多敢说?村上春树不只是作家 他有多敢说?
（原标题：讽刺菅义伟、痛批安倍，村上春树，有多敢说？）
模仿“村上style”经营自己的吃喝拉撒，在诺贝尔开奖时一次次拉村上出来“陪跑”……这些常规的操作，其实遮蔽了村上春树的世界。就像这次针对菅义伟的批评，步入中年后的村上，其实一直是一个“政治化”的作家。
昨天，上任才一年的日本首相菅义伟突然变相辞职。不少分析认为，这或许与其治理疫情不力导致支持率持续走低有关。
在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疫情令不少民众揪心：短短26天就新增50万确诊病例，多地再次进入防疫紧急状态。一些人批评菅义伟，低估了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传染性，对全民接种疫苗的进度和效果过于乐观。
这些批评者中，包括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8月29日，在TOKYO FM广播节目“村上Radio”中，村上春树批评首相菅义伟误判新冠疫情、防疫不力。这一话题很快登上日本社交媒体热搜榜。
奥运会开幕前夕，日本首相菅义伟曾在国际奥委会举行的会议上信心满满地说，疫情防控这条“漫长隧道的出口，已经在视线之内”。
对此，72岁的村上在节目中讽刺道：“如果真的看到出口，他真是好视力啊！我和首相同岁，我可是根本看不到任何出口。”
村上继续说：“首相好像不太具备倾听的能力，也许只是眼睛好吧！或者只看想看的东西。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呢？”
很多网友感叹，这种不动声色的村上式冷幽默，还是熟悉的配方啊。
被忽视的“政治化”作家属性
菅义伟并不是第一个被村上春树批评的日本首相。
2015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准备在8月份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并想要避开谈及“侵略”“殖民统治”“道歉”这些词。
村上春树忍不住开麦，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表示，日本应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反复道歉，直至受害方认为，道歉已经足够。他还直言，自己的这番表态就是想要“促使安倍首相醒悟”。
当时，不少韩国网友对村上大加赞赏，甚至说“村上春树在日本待着太浪费了，应该移民到韩国”。
在当今世界，“村上热”早已如潮水般席卷全球。中国也是村上品牌的重要消费国。从《挪威的森林》开始，村上春树的每一本书，总会成为出版市场上的爆款。
在这些忠实读者里，很大一部分是白领、小资和文青大军。对他们来说，村上的一生简直是完美的模板：
作为小说家，他坚持简单自律的生活。33岁开始长跑，每天4点起床，写作五六个小时，下午跑步10公里或游泳1.5公里，晚上9点睡觉。
·
在跑波士顿马拉松的村上春树。迄今为止，他至少完成过6场波士顿马拉松。
作为名人，他独来独往，和文坛保持疏离，也不轻易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我可不想被人品头论足，说什么‘哎呀，妈妈，快来看呀，村上春树上电视啦！那张脸长得真好玩’。”
作为欧吉桑（叔叔），他一点也不严肃，真诚地告诉你生活中一切有趣的事情：怎么切卷心菜，怎么熨衣服，哪条跑步路线体验最好，哪种设备更适合听爵士乐，用自己的恐高症、“妻管严”逗你发笑，在网站上一本正经地回复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
正是这些特质，戳中了读者的心，给予他们把玩生活中每一点“小确幸”的情怀。
然而，沉迷于讨论《挪威的森林》里直子和绿子谁更适合做女朋友，模仿“村上style”经营自己的吃喝拉撒，在诺贝尔开奖时一次次拉村上出来“陪跑”……这些常规的操作，其实遮蔽了村上春树的世界。
就像针对菅义伟和安倍晋三的批评，步入中年后的村上春树，其实一直是一个“政治化”的作家，一直在探索他所置身的日本历史与社会。
以卵击墙
村上春树出生于1949年。那是“二战”结束后的转折时代。少年村上穿着Vans夹克，去旧书店寻找英美原版书，在爵士乐酒吧和电影院里消磨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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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的村上春树。
上世纪60年代，反叛文化席卷全球。在“安保学潮”中，村上听着大门乐队和亨德里克斯，留着胡子，长发及肩，夹杂在学生运动的队伍中，朝警察扔石块。
学生们对抗大学管理者、反对越南战争，企图以热血和理想改变一切。考入早稻田大学的村上，依旧邋里邋遢地四处游荡，与这些潮流若即若离。
直到教室里出现一具尸体——那个学生从来不问政治，却在派系内斗中被杀害，村上深感幻灭，从社会和政治后撤，回归个人的小天地。
1971年，22岁的村上与高桥阳子结婚。他们举债开了一家爵士乐酒吧。白天，村上忙着调鸡尾酒、做三明治、切洋葱；夜深时分，就坐在厨房的饭桌前写小说。半年后，他写出了处女作《且听风吟》，正式崛起于文坛。
·
凭处女作《且听风吟》，村上获得“群像新人奖”。
那时的他，就像自己小说里的主人公，吃的是三明治通心粉，喝的是咖啡红酒，爱好爵士乐和西洋古典乐，自诩为顽固的个人主义者，只关注内心，不参与外部世界。
这一切，在1995年完全颠覆。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1995年3月20日，5个男子在地铁上用雨伞尖头捅进了装有有毒液体的塑料袋。电视画面中，人们互相推搡踩踏，不断有人昏迷、倒下，惊慌失措的人群四散开来。这场由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发动的惨案，造成13人死亡，6300多人受伤。
·
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制造东京地铁毒气惨案。
当时，村上正在神奈川休假，看到新闻的一瞬间，他知道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村上46岁。他开始采访那日在地铁里的人，每5天采访一人，一共采访了62人，于199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纪实文学作品《地下》；一年后，他又采访了8名“奥姆真理教”信奉者和离教教徒，完成续篇《地下：应许之地》。
此后的创作，村上开始更多地“往下深挖”。《海边的卡夫卡》里，他通过男孩“弑父”这个情节寄寓对天皇制度的批判；《1Q84》里，他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等“小人物”对邪教组织可怖行径的抗争。
在村上看来，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与“奥姆真理教”一脉相承。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天皇=教主，国民=教徒，在所谓终极价值的庇护下，一切残虐的行为都得到了正当化。
2009年，村上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值新一轮巴以冲突，很多人建议他别来以色列领奖，但村上还是站上了领奖台，发表了那篇脍炙人口的演讲《高墙与鸡蛋》：
“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他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一滴雨水也有承继历史的责任
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以卵击墙”成为村上写作与行动的重要主题。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造成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这一年，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国际奖的授奖仪式上，村上发表了《非现实的梦想家》的演讲，公开谴责日本政府的核电政策。
村上讽刺地指出，广岛的原子弹死难者纪念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敬请安息吧，因为我们不会重蹈覆辙。”然而，代表政治权力的日本政府和代表商业资本的电力公司，却把这份历史抛到了脑后，甚至不等别人投放核弹，就给自己埋下了核陷阱，再次损毁了国土与国民的生活。
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村上寄信《朝日新闻》：“狂热于领土如人醉于劣酒”。他痛陈日本政客煽动民族情绪，如希特勒一般值得警惕。
2014年、2015年，村上多次在采访中斥责日本人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放不下“受害者”心态，不愿承担责任，“战争过后，最终的结论是，没有人做错什么”。
2017年，在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直面“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小说中，画家雨田具彦的胞弟继彦，本是才华横溢的钢琴手，被征召入伍后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役。中国战俘们被残忍地砍去脑袋，尸体通通抛入扬子江。扬子江中的鲇鱼把尸体一具具吃掉，“肥得如小马驹般大”。
雨田继彦也被长官命令砍下俘虏脑袋，他以颤抖的手握着军刀，砍了3次才砍下，事后呕吐不止，因此受到周围士兵嘲笑。战争结束后，作为一种抵抗和交代，他选择了自杀，正如书中所说，“自绝性命是恢复人性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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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骑士团长》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写。
村上的父亲也曾是“侵华日军”。2019年，在《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村上讲述了父亲村上千秋的故事。
1938年，20岁的村上千秋被征派到中国战场，当了一名辎重兵。很长一段时间，村上怀疑父亲参与了南京屠城。他感到羞耻，又害怕得知真相，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问出口。
5年后，他下定决心调查此事。当得知父亲以一年之差“堪堪避过了南京之战”时，他一下子松了口气，“有种卸去一块心头大石的感觉”。
在文章结尾，村上写道：“我们只是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历史，也有继承那段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69岁那年，村上成了一名电台DJ。一贯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他，开始在“东京FM”主持一档不定期放送的节目——村上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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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5日，“村上RADIO”开播。
2020年5月22日，“村上RADIO”第14期，主题是“居家特辑——用音乐创造美好的明天”。那时，东京的人们正在居家隔离，村上推出这期节目，“希望音乐的力量能够卸下新冠疫情以来堆积成山的阴郁”。
因为是在家录制的，村上的小猫“猫山”先生不时帮倒忙，咬电线、踩唱片什么的，让他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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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在家录制节目的设备。
他不满官员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那些很官僚的声明，回答记者问题时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样的话。“当政客们无法用能够触及民众心灵的语言去传达信息时，人们很难直接配合（防疫）措施。”
在最近的节目中，嘲讽完菅义伟的视力后，村上接地气地呼吁大家：保持健康，多用自己喜欢的东西，“无论是听歌、撸猫、冰啤酒、咖啡等等”。
“在看到出口之前，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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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任才一年的日本首相菅义伟突然变相辞职。不少分析认为，这或许与其治理疫情不力导致支持率持续走低有关。
在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疫情令不少民众揪心：短短26天就新增50万确诊病例，多地再次进入防疫紧急状态。一些人批评菅义伟，低估了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传染性，对全民接种疫苗的进度和效果过于乐观。
这些批评者中，包括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8月29日，在TOKYO FM广播节目“村上Radio”中，村上春树批评首相菅义伟误判新冠疫情、防疫不力。这一话题很快登上日本社交媒体热搜榜。
奥运会开幕前夕，日本首相菅义伟曾在国际奥委会举行的会议上信心满满地说，疫情防控这条“漫长隧道的出口，已经在视线之内”。
对此，72岁的村上在节目中讽刺道：“如果真的看到出口，他真是好视力啊！我和首相同岁，我可是根本看不到任何出口。”
村上继续说：“首相好像不太具备倾听的能力，也许只是眼睛好吧！或者只看想看的东西。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呢？”
很多网友感叹，这种不动声色的村上式冷幽默，还是熟悉的配方啊。
被忽视的“政治化”作家属性
菅义伟并不是第一个被村上春树批评的日本首相。
2015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准备在8月份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并想要避开谈及“侵略”“殖民统治”“道歉”这些词。
村上春树忍不住开麦，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表示，日本应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反复道歉，直至受害方认为，道歉已经足够。他还直言，自己的这番表态就是想要“促使安倍首相醒悟”。
当时，不少韩国网友对村上大加赞赏，甚至说“村上春树在日本待着太浪费了，应该移民到韩国”。
在当今世界，“村上热”早已如潮水般席卷全球。中国也是村上品牌的重要消费国。从《挪威的森林》开始，村上春树的每一本书，总会成为出版市场上的爆款。
在这些忠实读者里，很大一部分是白领、小资和文青大军。对他们来说，村上的一生简直是完美的模板：
作为小说家，他坚持简单自律的生活。33岁开始长跑，每天4点起床，写作五六个小时，下午跑步10公里或游泳1.5公里，晚上9点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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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跑波士顿马拉松的村上春树。迄今为止，他至少完成过6场波士顿马拉松。
作为名人，他独来独往，和文坛保持疏离，也不轻易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我可不想被人品头论足，说什么‘哎呀，妈妈，快来看呀，村上春树上电视啦！那张脸长得真好玩’。”
作为欧吉桑（叔叔），他一点也不严肃，真诚地告诉你生活中一切有趣的事情：怎么切卷心菜，怎么熨衣服，哪条跑步路线体验最好，哪种设备更适合听爵士乐，用自己的恐高症、“妻管严”逗你发笑，在网站上一本正经地回复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
正是这些特质，戳中了读者的心，给予他们把玩生活中每一点“小确幸”的情怀。
然而，沉迷于讨论《挪威的森林》里直子和绿子谁更适合做女朋友，模仿“村上style”经营自己的吃喝拉撒，在诺贝尔开奖时一次次拉村上出来“陪跑”……这些常规的操作，其实遮蔽了村上春树的世界。
就像针对菅义伟和安倍晋三的批评，步入中年后的村上春树，其实一直是一个“政治化”的作家，一直在探索他所置身的日本历史与社会。
以卵击墙
村上春树出生于1949年。那是“二战”结束后的转折时代。少年村上穿着Vans夹克，去旧书店寻找英美原版书，在爵士乐酒吧和电影院里消磨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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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的村上春树。
上世纪60年代，反叛文化席卷全球。在“安保学潮”中，村上听着大门乐队和亨德里克斯，留着胡子，长发及肩，夹杂在学生运动的队伍中，朝警察扔石块。
学生们对抗大学管理者、反对越南战争，企图以热血和理想改变一切。考入早稻田大学的村上，依旧邋里邋遢地四处游荡，与这些潮流若即若离。
直到教室里出现一具尸体——那个学生从来不问政治，却在派系内斗中被杀害，村上深感幻灭，从社会和政治后撤，回归个人的小天地。
1971年，22岁的村上与高桥阳子结婚。他们举债开了一家爵士乐酒吧。白天，村上忙着调鸡尾酒、做三明治、切洋葱；夜深时分，就坐在厨房的饭桌前写小说。半年后，他写出了处女作《且听风吟》，正式崛起于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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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处女作《且听风吟》，村上获得“群像新人奖”。
那时的他，就像自己小说里的主人公，吃的是三明治通心粉，喝的是咖啡红酒，爱好爵士乐和西洋古典乐，自诩为顽固的个人主义者，只关注内心，不参与外部世界。
这一切，在1995年完全颠覆。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1995年3月20日，5个男子在地铁上用雨伞尖头捅进了装有有毒液体的塑料袋。电视画面中，人们互相推搡踩踏，不断有人昏迷、倒下，惊慌失措的人群四散开来。这场由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发动的惨案，造成13人死亡，6300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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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制造东京地铁毒气惨案。
当时，村上正在神奈川休假，看到新闻的一瞬间，他知道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村上46岁。他开始采访那日在地铁里的人，每5天采访一人，一共采访了62人，于199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纪实文学作品《地下》；一年后，他又采访了8名“奥姆真理教”信奉者和离教教徒，完成续篇《地下：应许之地》。
此后的创作，村上开始更多地“往下深挖”。《海边的卡夫卡》里，他通过男孩“弑父”这个情节寄寓对天皇制度的批判；《1Q84》里，他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等“小人物”对邪教组织可怖行径的抗争。
在村上看来，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与“奥姆真理教”一脉相承。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天皇=教主，国民=教徒，在所谓终极价值的庇护下，一切残虐的行为都得到了正当化。
2009年，村上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值新一轮巴以冲突，很多人建议他别来以色列领奖，但村上还是站上了领奖台，发表了那篇脍炙人口的演讲《高墙与鸡蛋》：
“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
他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一滴雨水也有承继历史的责任
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以卵击墙”成为村上写作与行动的重要主题。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造成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这一年，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国际奖的授奖仪式上，村上发表了《非现实的梦想家》的演讲，公开谴责日本政府的核电政策。
村上讽刺地指出，广岛的原子弹死难者纪念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敬请安息吧，因为我们不会重蹈覆辙。”然而，代表政治权力的日本政府和代表商业资本的电力公司，却把这份历史抛到了脑后，甚至不等别人投放核弹，就给自己埋下了核陷阱，再次损毁了国土与国民的生活。
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村上寄信《朝日新闻》：“狂热于领土如人醉于劣酒”。他痛陈日本政客煽动民族情绪，如希特勒一般值得警惕。
2014年、2015年，村上多次在采访中斥责日本人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放不下“受害者”心态，不愿承担责任，“战争过后，最终的结论是，没有人做错什么”。
2017年，在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直面“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小说中，画家雨田具彦的胞弟继彦，本是才华横溢的钢琴手，被征召入伍后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役。中国战俘们被残忍地砍去脑袋，尸体通通抛入扬子江。扬子江中的鲇鱼把尸体一具具吃掉，“肥得如小马驹般大”。
雨田继彦也被长官命令砍下俘虏脑袋，他以颤抖的手握着军刀，砍了3次才砍下，事后呕吐不止，因此受到周围士兵嘲笑。战争结束后，作为一种抵抗和交代，他选择了自杀，正如书中所说，“自绝性命是恢复人性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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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骑士团长》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写。
村上的父亲也曾是“侵华日军”。2019年，在《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村上讲述了父亲村上千秋的故事。
1938年，20岁的村上千秋被征派到中国战场，当了一名辎重兵。很长一段时间，村上怀疑父亲参与了南京屠城。他感到羞耻，又害怕得知真相，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问出口。
5年后，他下定决心调查此事。当得知父亲以一年之差“堪堪避过了南京之战”时，他一下子松了口气，“有种卸去一块心头大石的感觉”。
在文章结尾，村上写道：“我们只是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历史，也有继承那段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69岁那年，村上成了一名电台DJ。一贯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他，开始在“东京FM”主持一档不定期放送的节目——村上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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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5日，“村上RADIO”开播。
2020年5月22日，“村上RADIO”第14期，主题是“居家特辑——用音乐创造美好的明天”。那时，东京的人们正在居家隔离，村上推出这期节目，“希望音乐的力量能够卸下新冠疫情以来堆积成山的阴郁”。
因为是在家录制的，村上的小猫“猫山”先生不时帮倒忙，咬电线、踩唱片什么的，让他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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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在家录制节目的设备。
他不满官员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那些很官僚的声明，回答记者问题时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样的话。“当政客们无法用能够触及民众心灵的语言去传达信息时，人们很难直接配合（防疫）措施。”
在最近的节目中，嘲讽完菅义伟的视力后，村上接地气地呼吁大家：保持健康，多用自己喜欢的东西，“无论是听歌、撸猫、冰啤酒、咖啡等等”。
“在看到出口之前，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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