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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一位差点当上高考状元的朋友
采访一位差点当上高考状元的朋友采访一位差点当上高考状元的朋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考就是未来社会资源分配权的竞争。既然是为利益分配而考试，就必然会导致应试教育的出现。中国教育的问题不在教育，高考的问题也不在高考，如果社会分配制度更公平，今天高考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今天上午11点半要做一场“历史明镜”视频访谈节目，谈恢复高考40年，采访一位认识了三十多年的朋友。
就在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身穿“鄂城一中”校服的成百上千个少男少女，从数层高的校舍上近乎癫狂地将大量纸片抛洒到操场，场面宛如每年除夕纽约大苹果落地那一刻，五彩纸屑纷纷扬扬从天而降。但学子们抛撒的，显然不是纸屑，我猜想，那是高考复习资料、课本、笔记、模拟题……高考结束了，可算是解放了！
一方面也感染了那种狂欢的气氛，为他们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悲哀。
高考，是中国民众“永恒的话题”。40年来，数千万年轻人通过了高考这一关，跨进大学校门，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尽管高考录取率，从40年前第一届高考的不到5%（精确点说，是4.8%），一路攀升到近年的75%左右，但高考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又涉及中国社会格局和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所以不仅仍然成为朝野高度焦虑的焦点，而且引发学者从各个层面深入探究。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太多了，因为今年适逢40周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联翩而来。下面我就转载两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高考：一场“投名状”
1980年，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敲锣打鼓欢送当地的高考状元刘汉清前往哈尔滨工业大学报道。
当时，16岁的刘汉清，以398.5分的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成为戴南镇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五年后，刘汉清因在学校“痴迷数学研究”，多门功课考试挂科，被劝其退学。
2017年，53岁的刘汉清成为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双沐村五组低保户，每月领取400元的低保。
在某种意义上，高考是一个“投名状”：按既定的规则学习，只要你能脱颖而出，就有可能飞黄腾达；如果你不按既定的规则学习，即便考上了大学，要想回到自己的活法，也不可能。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城乡社会福利的巨大差距让绝大多数人认为高考是农村孩子、弱势家庭改变命运、改变自己、改变未来的唯一可能实现的途径。表面上看，高考是以知识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晋升机会，是徇私舞弊最少的选拔人才办法。但事实上，每一个参加高考的人，从小开始就在遭遇“不公”。他丧失了个人学习的自由，他需要学习固定的知识，固定的答案，甚至固定的回答格式，只有一丝不苟地掌握这些标准化的答案，才可能获得通过高考递交“投名状”的机会。
人生的知识应该来自自然、教育者和社会现实，高考的知识和这三者脱节。为了在高考中胜出，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被要求必须按照老师的标准答案了解、认识这个世界：天安门广场是宽阔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宏伟的、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大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实施的政策是有效的、同学之间是团结的、学霸读书是刻苦的、差生都是品质坏的、考不上大学的都是没出息的……
孩子心中的世界不是他自己的世界，而是为了“高考”的世界。高考那些被固化的内容就像一个魔咒，寒窗十余载，学校不是培养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训练她们如何成为在“高考”中胜出的“奴隶”。
杜威说：生活即学习。但在中国，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基本没有生活，自然也谈不上学习。我们的孩子在干什么？在被训练成考试的机器，学习知识成为了痛苦而繁琐的任务。当他们艰难地在高考中胜出，进入大学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太多的自信、人格和价值观念，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从大学往回看，高考把我们的教育完全拧反了。在孩子最该自由自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把孩子管得死死的，只认分数，让孩子丧失了培养自信、兴趣和爱好的机会。我们的高考是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反教育、反人性、扼杀人创造力的“洗脑”行为。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今天高考制度一样，一开始，每个普通人都相信自己通过努力学习，最后就能当官发财。等真正进入其中的时候才发现，为了赢得科举或高考，首先要放弃的是人本身的权利，然后再按照权力者的要求去“塑造”自己，以期一人挤掉万人，走过独木桥，变成人上之人。科举和高考制度都存在“万人拥过独木桥”的情形，科举制度直接造就的是官员掌握权力的合法性，高考制度也间接地为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合法性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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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11点半要做一场“历史明镜”视频访谈节目，谈恢复高考40年，采访一位认识了三十多年的朋友。
就在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身穿“鄂城一中”校服的成百上千个少男少女，从数层高的校舍上近乎癫狂地将大量纸片抛洒到操场，场面宛如每年除夕纽约大苹果落地那一刻，五彩纸屑纷纷扬扬从天而降。但学子们抛撒的，显然不是纸屑，我猜想，那是高考复习资料、课本、笔记、模拟题……高考结束了，可算是解放了！
一方面也感染了那种狂欢的气氛，为他们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悲哀。
高考，是中国民众“永恒的话题”。40年来，数千万年轻人通过了高考这一关，跨进大学校门，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尽管高考录取率，从40年前第一届高考的不到5%（精确点说，是4.8%），一路攀升到近年的75%左右，但高考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又涉及中国社会格局和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所以不仅仍然成为朝野高度焦虑的焦点，而且引发学者从各个层面深入探究。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太多了，因为今年适逢40周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联翩而来。下面我就转载两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高考：一场“投名状”
1980年，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敲锣打鼓欢送当地的高考状元刘汉清前往哈尔滨工业大学报道。
当时，16岁的刘汉清，以398.5分的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成为戴南镇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五年后，刘汉清因在学校“痴迷数学研究”，多门功课考试挂科，被劝其退学。
2017年，53岁的刘汉清成为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双沐村五组低保户，每月领取400元的低保。
在某种意义上，高考是一个“投名状”：按既定的规则学习，只要你能脱颖而出，就有可能飞黄腾达；如果你不按既定的规则学习，即便考上了大学，要想回到自己的活法，也不可能。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城乡社会福利的巨大差距让绝大多数人认为高考是农村孩子、弱势家庭改变命运、改变自己、改变未来的唯一可能实现的途径。表面上看，高考是以知识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晋升机会，是徇私舞弊最少的选拔人才办法。但事实上，每一个参加高考的人，从小开始就在遭遇“不公”。他丧失了个人学习的自由，他需要学习固定的知识，固定的答案，甚至固定的回答格式，只有一丝不苟地掌握这些标准化的答案，才可能获得通过高考递交“投名状”的机会。
人生的知识应该来自自然、教育者和社会现实，高考的知识和这三者脱节。为了在高考中胜出，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被要求必须按照老师的标准答案了解、认识这个世界：天安门广场是宽阔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宏伟的、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大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实施的政策是有效的、同学之间是团结的、学霸读书是刻苦的、差生都是品质坏的、考不上大学的都是没出息的……
孩子心中的世界不是他自己的世界，而是为了“高考”的世界。高考那些被固化的内容就像一个魔咒，寒窗十余载，学校不是培养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训练她们如何成为在“高考”中胜出的“奴隶”。
杜威说：生活即学习。但在中国，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基本没有生活，自然也谈不上学习。我们的孩子在干什么？在被训练成考试的机器，学习知识成为了痛苦而繁琐的任务。当他们艰难地在高考中胜出，进入大学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太多的自信、人格和价值观念，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从大学往回看，高考把我们的教育完全拧反了。在孩子最该自由自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把孩子管得死死的，只认分数，让孩子丧失了培养自信、兴趣和爱好的机会。我们的高考是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反教育、反人性、扼杀人创造力的“洗脑”行为。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和今天高考制度一样，一开始，每个普通人都相信自己通过努力学习，最后就能当官发财。等真正进入其中的时候才发现，为了赢得科举或高考，首先要放弃的是人本身的权利，然后再按照权力者的要求去“塑造”自己，以期一人挤掉万人，走过独木桥，变成人上之人。科举和高考制度都存在“万人拥过独木桥”的情形，科举制度直接造就的是官员掌握权力的合法性，高考制度也间接地为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合法性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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