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回避学习如同清政府的闭关锁国
回避学习如同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回避学习如同清政府的闭关锁国
古人描述刻苦学习时用“锥刺股、头悬梁”，讲明学习是逆流而上；又有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夜读”，说明学习非有顽强品性而不能完成。由于学习的艰辛，厌学就在所难免。那么，人就必须学习吗？有没有选择的余地，不学或者少学一些，不那么辛苦能行吗？本文以清朝时期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科技中态度转变为例，观察学与不学两种态度所造成的后果，以大见小，说说个人在学与不学之间的选择对未来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明朝末年，由于沿用的《大统历》经常出错，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首积极学习西方历法，并上书万历皇帝设立历局，经皇帝批准后成立历局进行历法修订工作。历局的成立不仅促进了西方天文学的引入，也成为西学东渐的契机。先后有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四位传教士应徐光启召请进入历局参与《崇祯历书》的修订工作，期间产生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远西奇器图说》等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着作。
但《崇祯历》还没来得及颁布，明朝即被满清政府取代，汤若望将《崇祯历》经过删改，更名为《时宪历》献给了满清政府。也许是清朝初入中原的原因，皇帝并不反对百姓钻研天文，从朝廷到民间都可以学习天文，还以学《崇祯历书》为时尚。书中大量引进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讲解“地球”的概念，介绍球面和平面三角学以及黄道坐标系，这在当时算是最先进的天文学理论。这一时期，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1658年来华，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1688年死于北京）口授，清钦天监官员刘蕴德、孙有本、徐瑚等多人笔受而成《新制灵台仅象志》（1674年），该书共十六卷（含图二卷），前四卷主要为物理、力学知识，主要包括了材料的强度，成为介绍变形体力学的第一部着作。此外，该书还较多地介绍了物质的比重，重心与稳度，简单机械(杠杆、滑轮、轮轴、螺旋) ，以及单摆等知识。这本书应该算是在中国介绍变形体力学的最早着作。
在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下，传教士的活动，包括科学传播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皇帝的喜好。在清政府初期对传教士的政策相对宽松，顺治帝去世以后，杨光先为钦天监职位之争（百度百科（杨光先）说他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但他有自知之明，不懂历法，于是上疏请辞。清朝政府将其提升为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被迫上任，只好编纂《不得已》一书以自明心志。或许杨光先不是为了当官，就是一种看洋人得势的不爽？）上书《请诛邪教疏》，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可见拒绝学习的决心有多强）。该事件在鳌拜主持下判汤若望凌迟，经孝庄皇太后斡旋下未被执行，南怀仁被流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杨光先与洋人的这场争论中，洋人都保住了，却处决了与传教士合作的中国人如李祖白（与汤若望合译《远镜说》，介绍伽利略的望远镜）等人。
康熙亲政后，积极鼓励向西方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康熙是一位“西学东源”说的倡导者，即西方的科学来源于中国，说“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如今在许多描述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书籍中经常会说到“某某科技中国比欧洲早了若干百年”， 有些资料中也能读出西学东源的意味，我们不抹杀中国在古代取得的科技成就，但有些古代成就和西方科学体系还是存在着较大区别，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某某科技中国比欧洲早若干百年”，这样的说法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使用语，李约瑟（1900-1995）是英国近代科技史专家，他用此语，是“洋人”站在了对中国古代科技欣赏和赞扬的角度，通过对比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古代科技成就。同时他可能也有一个局限性：由于李约瑟是在西方科学体系下养成的思维习惯，对中国古代科技的理解必然会套用西方的科学思维，而不会利用中国的五行、阴阳等理论。这样，就很容易把中国古代科技描述成近代西方的科学体系。不过，我觉得李约瑟这样讲，是一种谦虚和欣赏的态度。但我们也这样说，似乎带点不自谦。就像两个剑客相见，其中一个抱拳相谦：“久仰大名，阁下10年前华山一战已成名。”另一个剑客就说：“哦，原来如此，我10年前就已成名。”不随意拔高、也不肆意降低，观察细节，寻找差别，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才有利于进步，才是学习之道。对于个人，要避免在学习、科研中不屑于别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看一眼就说：这我在几十年前就做过了。胡克当年就是这样说牛顿、说惠更斯，由此与二人结怨。
无论怎样，康熙积极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并不多见（北魏孝文帝算一个）。但在康熙后期发生了一件事，直接导致了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长达近200年的中断。大约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教皇特使多罗来华，要求禁止中国教民尊孔祭祖。这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很大不满。掀起了所谓的“礼仪之争”，康熙下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需领取“票”，凭票传教，对传教士采取限制政策。1721年，雍正皇帝即位后开始执行禁止洋教的政策，除钦天监保留少数传教士外，其余一律驱赶到澳门看管。1735乾隆皇帝即位，比雍正再进一步，1747年严令将教士逐回澳门，教徒充军。1757年下令闭关，拒绝一切西方人士进入中国。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清政府的大门终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打开。来中国的外国人逐渐增多，一些外国人的学校也对中国人开放；此外，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了“教学生、办工厂、买枪炮、买机器”等广泛形式“洋务运动”，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同文馆、福州船政局等相继成立，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新高潮。
您的点赞是对我们的鼓励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明朝末年，由于沿用的《大统历》经常出错，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首积极学习西方历法，并上书万历皇帝设立历局，经皇帝批准后成立历局进行历法修订工作。历局的成立不仅促进了西方天文学的引入，也成为西学东渐的契机。先后有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四位传教士应徐光启召请进入历局参与《崇祯历书》的修订工作，期间产生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远西奇器图说》等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着作。
但《崇祯历》还没来得及颁布，明朝即被满清政府取代，汤若望将《崇祯历》经过删改，更名为《时宪历》献给了满清政府。也许是清朝初入中原的原因，皇帝并不反对百姓钻研天文，从朝廷到民间都可以学习天文，还以学《崇祯历书》为时尚。书中大量引进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讲解“地球”的概念，介绍球面和平面三角学以及黄道坐标系，这在当时算是最先进的天文学理论。这一时期，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1658年来华，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1688年死于北京）口授，清钦天监官员刘蕴德、孙有本、徐瑚等多人笔受而成《新制灵台仅象志》（1674年），该书共十六卷（含图二卷），前四卷主要为物理、力学知识，主要包括了材料的强度，成为介绍变形体力学的第一部着作。此外，该书还较多地介绍了物质的比重，重心与稳度，简单机械(杠杆、滑轮、轮轴、螺旋) ，以及单摆等知识。这本书应该算是在中国介绍变形体力学的最早着作。
在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下，传教士的活动，包括科学传播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皇帝的喜好。在清政府初期对传教士的政策相对宽松，顺治帝去世以后，杨光先为钦天监职位之争（百度百科（杨光先）说他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但他有自知之明，不懂历法，于是上疏请辞。清朝政府将其提升为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被迫上任，只好编纂《不得已》一书以自明心志。或许杨光先不是为了当官，就是一种看洋人得势的不爽？）上书《请诛邪教疏》，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可见拒绝学习的决心有多强）。该事件在鳌拜主持下判汤若望凌迟，经孝庄皇太后斡旋下未被执行，南怀仁被流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杨光先与洋人的这场争论中，洋人都保住了，却处决了与传教士合作的中国人如李祖白（与汤若望合译《远镜说》，介绍伽利略的望远镜）等人。
康熙亲政后，积极鼓励向西方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康熙是一位“西学东源”说的倡导者，即西方的科学来源于中国，说“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如今在许多描述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书籍中经常会说到“某某科技中国比欧洲早了若干百年”， 有些资料中也能读出西学东源的意味，我们不抹杀中国在古代取得的科技成就，但有些古代成就和西方科学体系还是存在着较大区别，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某某科技中国比欧洲早若干百年”，这样的说法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使用语，李约瑟（1900-1995）是英国近代科技史专家，他用此语，是“洋人”站在了对中国古代科技欣赏和赞扬的角度，通过对比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古代科技成就。同时他可能也有一个局限性：由于李约瑟是在西方科学体系下养成的思维习惯，对中国古代科技的理解必然会套用西方的科学思维，而不会利用中国的五行、阴阳等理论。这样，就很容易把中国古代科技描述成近代西方的科学体系。不过，我觉得李约瑟这样讲，是一种谦虚和欣赏的态度。但我们也这样说，似乎带点不自谦。就像两个剑客相见，其中一个抱拳相谦：“久仰大名，阁下10年前华山一战已成名。”另一个剑客就说：“哦，原来如此，我10年前就已成名。”不随意拔高、也不肆意降低，观察细节，寻找差别，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才有利于进步，才是学习之道。对于个人，要避免在学习、科研中不屑于别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看一眼就说：这我在几十年前就做过了。胡克当年就是这样说牛顿、说惠更斯，由此与二人结怨。
无论怎样，康熙积极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并不多见（北魏孝文帝算一个）。但在康熙后期发生了一件事，直接导致了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长达近200年的中断。大约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教皇特使多罗来华，要求禁止中国教民尊孔祭祖。这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很大不满。掀起了所谓的“礼仪之争”，康熙下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需领取“票”，凭票传教，对传教士采取限制政策。1721年，雍正皇帝即位后开始执行禁止洋教的政策，除钦天监保留少数传教士外，其余一律驱赶到澳门看管。1735乾隆皇帝即位，比雍正再进一步，1747年严令将教士逐回澳门，教徒充军。1757年下令闭关，拒绝一切西方人士进入中国。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清政府的大门终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打开。来中国的外国人逐渐增多，一些外国人的学校也对中国人开放；此外，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了“教学生、办工厂、买枪炮、买机器”等广泛形式“洋务运动”，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同文馆、福州船政局等相继成立，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新高潮。
您的点赞是对我们的鼓励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