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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重点――教育思想的堕落”
再谈“重点――教育思想的堕落”再谈“重点――教育思想的堕落”
我在六年前写过一篇博文：《重点——教育思想的堕落》，这多少年过去了，眼见的“重点”不仅没有丝毫减弱，而且是愈演愈烈。有点想法还是想说一说。
人类的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每一次建立新的平等竞争的机制，都是一种进步。而每一次构建人为的等级壁垒都标志着一种历史的倒退。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他主张对他的贵族学生不加分类，平等地进行教育。早在两千年前，陈涉就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后来到汉朝开辟的“举孝廉”、隋朝开辟的“科举制”，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它开辟了一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道路”。到了清末民国年间，废科举兴新学校，又是一种进步。因为教育的内容，不再是仅仅背诵对集权制度的歌颂经典，而是教授成为现代公民的必备知识为宗旨，在教授内容上也服务于大众了。“文革”期间，进行“举孝廉”式的推选工农兵学员，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为它为利用各种关系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而之后的恢复高考才回复平等竞争，是历史的进步。
由于一些主管教育的人对教育的功能和分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高水平”的认识。认为那些世界排名名列前茅的就是教育的高水平，于是盲目提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一流大学”到底是什么样。于是，全国一个样，一片“一流大学”的喊声，中专没有了，都变成了大学，“学院”没有了也都变成了大学，原来着名的北京西郊的“八大学院”一无例外地都变成了大学。主管部门不知道，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种多样的，教育需要有分工的，既需要培养搞理论搞设计的人，也需要优秀的会动手搞制作的人才，他们是一种分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学校名称上，好像是实现了“平等”，实际上却破坏了教育适应社会不同需要的比例。
形式上看，把中专、学院都一律变成大学，似乎是一种实现教育的“平等”，其实，它与“平等竞争”一点关系也没有，它标志着教育对社会人才需要的严重失调，这种失调从另一方面看也许是对平等竞争的一种远离。因而也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的一方面的诱因。
在实际运作上，把学校分类区别不同对待却是近来若干年教育最惹眼的特点。你看，重点大学，特重点大学。教育专家、教育资源畸形集中于若干所大学，一些专家，混到一定程度就会被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拔去，如此下来，中国教育便出现马太效应，一些学校可以不断从其他学校拔人，而不喜欢的人淘汰到别的学校去，有一批学校则存在严重的人才流失。进一步，主管部门还特意定义了一批杰青、千人、名师等等的重点“人才”。更加是某些重点学校愈来愈牛气。
从好的方面来说，也许把教育资源这样过度集中，是为了在全球大学排名时，中国能够有几所学校靠前一点，不至于太难看。其实，这种排名也是一种虚名。好的大学不是根据你拥有的名人数目，而是根据你能够培养出多少名人来划分的。另外世界上就有一些国家，例如北欧一些国家和德国，他们并不在乎排名，他们主张把教学资源分散一点，例如规定每个系教授的名额，使有才华的助教为了提升去换一所教授少的学校工作。等等。
须知，人才和资源过度集中，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大学是如此，医院也是如此，由于医疗人才和资源的过度集中，使有的医院挂号过度紧张，而有一些医院却门可罗雀，不得不大做广告。
办教育和办医院一样，不能靠虚名，而要看它对国家建设需要适应的程度。不能只抓各种“重点”，而忽视最普通的大多数。
前几天，我教过的一届学生入学30年纪念聚会，他们都有很好的成就。我特别到两位同学前面为他们祝酒；一位是在读完力学硕士以后，转去搞幼教、办托儿所的女生，我为她能够适应社会急需做出成绩而祝贺；另一位是当年为“闹事”开除又蹲了一年监牢的“淘气”生，他能够接受教训并且在社会上立足做出一番事业，更增加了我的敬意。我想，教育的责任是给每一位学生能够立足于社会打好基础。每一位能够立足于社会的学生，都值得我们尊重。
不要把眼光只放在那些当了院士、名师和具有各种行政部门定义的头衔的人身上，也不要把教师和学生过分分等，弄什么重点师资、骨干教师、重点班、未来诺贝尔之类的名堂。应当将他们一视同仁，须知人才是在一定条件下冒出来的，不是抓出来的，“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营造适宜于人才成长的普遍条件，让他们在平等的条件下迅速成长，这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那些迷信设置培养人才的重点，能够更多地出现人才的观点，是历史上集权统治意识的残余在教育领域中的一种反映，应当在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逐步克服和消减，从而逐步扩大平等竞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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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人类的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每一次建立新的平等竞争的机制，都是一种进步。而每一次构建人为的等级壁垒都标志着一种历史的倒退。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他主张对他的贵族学生不加分类，平等地进行教育。早在两千年前，陈涉就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后来到汉朝开辟的“举孝廉”、隋朝开辟的“科举制”，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它开辟了一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道路”。到了清末民国年间，废科举兴新学校，又是一种进步。因为教育的内容，不再是仅仅背诵对集权制度的歌颂经典，而是教授成为现代公民的必备知识为宗旨，在教授内容上也服务于大众了。“文革”期间，进行“举孝廉”式的推选工农兵学员，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为它为利用各种关系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而之后的恢复高考才回复平等竞争，是历史的进步。
由于一些主管教育的人对教育的功能和分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高水平”的认识。认为那些世界排名名列前茅的就是教育的高水平，于是盲目提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一流大学”到底是什么样。于是，全国一个样，一片“一流大学”的喊声，中专没有了，都变成了大学，“学院”没有了也都变成了大学，原来着名的北京西郊的“八大学院”一无例外地都变成了大学。主管部门不知道，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种多样的，教育需要有分工的，既需要培养搞理论搞设计的人，也需要优秀的会动手搞制作的人才，他们是一种分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学校名称上，好像是实现了“平等”，实际上却破坏了教育适应社会不同需要的比例。
形式上看，把中专、学院都一律变成大学，似乎是一种实现教育的“平等”，其实，它与“平等竞争”一点关系也没有，它标志着教育对社会人才需要的严重失调，这种失调从另一方面看也许是对平等竞争的一种远离。因而也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的一方面的诱因。
在实际运作上，把学校分类区别不同对待却是近来若干年教育最惹眼的特点。你看，重点大学，特重点大学。教育专家、教育资源畸形集中于若干所大学，一些专家，混到一定程度就会被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拔去，如此下来，中国教育便出现马太效应，一些学校可以不断从其他学校拔人，而不喜欢的人淘汰到别的学校去，有一批学校则存在严重的人才流失。进一步，主管部门还特意定义了一批杰青、千人、名师等等的重点“人才”。更加是某些重点学校愈来愈牛气。
从好的方面来说，也许把教育资源这样过度集中，是为了在全球大学排名时，中国能够有几所学校靠前一点，不至于太难看。其实，这种排名也是一种虚名。好的大学不是根据你拥有的名人数目，而是根据你能够培养出多少名人来划分的。另外世界上就有一些国家，例如北欧一些国家和德国，他们并不在乎排名，他们主张把教学资源分散一点，例如规定每个系教授的名额，使有才华的助教为了提升去换一所教授少的学校工作。等等。
须知，人才和资源过度集中，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大学是如此，医院也是如此，由于医疗人才和资源的过度集中，使有的医院挂号过度紧张，而有一些医院却门可罗雀，不得不大做广告。
办教育和办医院一样，不能靠虚名，而要看它对国家建设需要适应的程度。不能只抓各种“重点”，而忽视最普通的大多数。
前几天，我教过的一届学生入学30年纪念聚会，他们都有很好的成就。我特别到两位同学前面为他们祝酒；一位是在读完力学硕士以后，转去搞幼教、办托儿所的女生，我为她能够适应社会急需做出成绩而祝贺；另一位是当年为“闹事”开除又蹲了一年监牢的“淘气”生，他能够接受教训并且在社会上立足做出一番事业，更增加了我的敬意。我想，教育的责任是给每一位学生能够立足于社会打好基础。每一位能够立足于社会的学生，都值得我们尊重。
不要把眼光只放在那些当了院士、名师和具有各种行政部门定义的头衔的人身上，也不要把教师和学生过分分等，弄什么重点师资、骨干教师、重点班、未来诺贝尔之类的名堂。应当将他们一视同仁，须知人才是在一定条件下冒出来的，不是抓出来的，“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营造适宜于人才成长的普遍条件，让他们在平等的条件下迅速成长，这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那些迷信设置培养人才的重点，能够更多地出现人才的观点，是历史上集权统治意识的残余在教育领域中的一种反映，应当在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逐步克服和消减，从而逐步扩大平等竞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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